尹锡悦为何“自毁”？

长期横亘于韩国社会却被忽略的大象原形毕露

12月 3 日深夜至 4 日凌晨，韩国突如其来的“六小时戒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那个“紧急戒严之夜”，每一幕都像电影画面般超现实，社交媒体无死角的即时直播更增添了戏剧性。戒严军乘坐直升机降落在国会前庭，全副武装的士兵破窗，试图进入国会大厦，普通市民深夜迅速集结，与军队对峙……这场“戒严风暴”，荒诞到让人难以辨别是现实还是影视剧。

“六小时戒严”风波后，不仅韩国社会，全世界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尹锡悦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即便最了解尹锡悦的总统府高级幕僚、执政党领袖、保守媒体《朝鲜日报》等，第一时间都陷入震惊，难以理解他不惜“自毁”的疯狂之举究竟为何。

从常识角度来看，这场潦草的“政变”似乎毫无准备，是从开始就注定失败的鲁莽之举。事后披露的信息显示，陆军参谋总长朴安洙甚至与普通民众一样，直到看总统发表紧急电视讲话后才知晓实施戒严，以及自己被任命为戒严司令官。“戒严令”颁布后，包括戒严军在内的各部门行动混乱、迟疑不决，以致在一团混乱中，190 位国会议员迅速齐聚国会，并以迅雷之势通过了解除戒严的决议。

从民意层面来看，此次“戒严令”傲慢地挑战了韩国社会共同的底线，激起了对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沉痛的集体记忆，从而使得不同政治光谱的民众迅速且空前地团结在了尹锡悦的对立面。当晚，通过社交媒体，人们见证了民众与戒严军对峙的坚决果敢，也目睹了令人忍俊不禁的特种兵笨拙爬窗等“怠工”场面，以及个别士兵撤退时对市民鞠躬致歉的场景。

从法律角度来看，此次紧急戒严令存在明显违法、违宪之嫌。根据韩国宪法第77条第1项，戒严令的颁布需满足“战时、战乱或相当于国家紧急状态”的前提条件，这显然难以成立。“戒严令”第一条“禁止国会及地方议会、政党的活动以及一切政治结社、集会和示威”，也被诟病为“复刻朴正熙或全斗焕时代布告的法盲条款”。此外，1997年针对全斗焕、卢泰愚的“世纪审判”后，韩国取消了叛国罪和军事叛乱罪的诉讼时效。这意味着，即便戒严成功执行，尹锡悦及其同谋日后也难逃法律制裁。

但当事件足够荒诞，总会激起坊间八卦玩梗的热情与揣测，有人将其解释为尹锡悦在执政危机下的荒腔走板、酗酒导致的认知障碍、受人蛊惑蒙蔽，也有人将其归因于第一夫人金建希，戏称尹锡悦“一怒为红颜”云云。然而，驱动尹锡悦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动因，即便难以从常识、民意、法律等“理性”角度出发理解，也并不能只从上述个人“脱轨暴走”的“非理性”层面加以解释。

众说纷纭中，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考方式：尹锡悦为何“非理性”地选择戒严这一军事手段，而非他本人或更擅长的司法或政治手段来达成目标？当我们不执着于探寻他的动机，而从他选择的手段——“戒严令”入手，或许更有助于理解这一闹剧，及其背后折射出的韩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特征。

当地时间5月19日，韩国京畿道杨州市桧岩寺，尹锡悦和夫人金建希出席佛教界活动

“大象原形毕露”

分裂体系下的韩国，尽管已迈入民主化时代，却从未真正摆脱戒严所象征的合法国家暴力及其在日常生活的渗透。这一未竟的历史，也许正是韩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所在。她以文学的方式直视并揭开了这一历史的伤疤，并暗示了伤疤之下随时可再度引发溃烂的病灶所在。而对于“冷战遗老”尹锡悦而言，这一政治素人的鲁莽之举，也在无意间掀开了层层障眼纱幔的一角，使得长期横亘于韩国社会却被忽略的大象原形毕露。

正如白乐晴所言，如果韩国只满足于制度民主化，却不努力克服分裂体制，那么前者无异于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这一观点在此次“六小时戒严”风波中再次获得了印证。如果此次尹锡悦选择以某种方式挑起与朝鲜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再以“战时、战乱或相当于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实施戒严，这场“政变”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以闹剧收场，但韩国社会也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值得庆幸的是，真实的“战乱”事态并未发生。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如果国会未能表决通过针对尹锡悦的弹劾议案，韩国即将迎来如2016 年底敦促朴槿惠下台时的大规模市民烛光集会。然而，如果目标仅停留在“下台”或“逮捕”尹锡悦，而缺少新的政治想象力与语言，那么很可能仍将重蹈上次“烛光革命”的覆辙，选出下一位更聪明、更合时宜的“尹锡悦”。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韩国-朝鲜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