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特使刘振民：不要给中国“戴高帽”
巴库的气候谈判比预想中更艰难。当地时间2024年11月24日凌晨4点，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联合国第29届气候大会（COP29）正式闭幕，镜头转向会场，等到最后一刻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表情平静，也显得略有疲惫，此时已经比原定的大会结束时间延迟了33小时。
虽说气候大会进入“加时赛”是惯例，但COP29又被称为“气候融资大会”，由于涉及最敏感的“钱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波折不断。先是特朗普的胜选和美国可能再度从《巴黎协定》“退群”的阴影，然后是阿根廷、法国等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摩擦，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围绕最核心的新的气候资金集体量化目标（NCQG），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仍有巨大分歧。决议出台前的最后一版草案中，发达国家承诺到2035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2500亿美元以应对气候变化，这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1.3万亿美元需求差距甚远。
23日晚8点，闭幕大会开场，最终的NCQG草案在艰难谈判六个多小时后公布：新的承诺数字是3000亿美元，只比上一版多了500亿美元。“坦率说，这个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刘振民说。
刘振民于UNFCCC Pavilion 出席“促进能源低碳转型，加速全球气候行动”主题活动。图/受访者提供
“中美气候合作不会完全中断”
《中国新闻周刊》：多次将气候变化称为“骗局”的特朗普胜选后，美国大概率会在明年退出《巴黎协定》，这样的阴影之下，本届气候大会受到了怎样的影响？根据你的观察，如果美国“退群”，对发达国家谈判代表政治意愿上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刘振民：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下，COP29的谈判确实较以往更加艰难。一方面，特朗普当选后，欧洲方面担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可能需要其他发达国家填补美国留下的资金缺口，这对谈判代表的心理产生了严重影响，造成第一周的谈判进展很有限；另一方面，受俄乌战争影响，很多欧洲国家已将大量资金投入军事与战争，国内预算捉襟见肘。
国际气候谈判的舞台上，美国的领导力至关重要，尤其在发达国家内部。如果明年美国再次退出全球气候协定，这就是美国第三次“退群”。特朗普第一届任期是第二次，第一次则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八年，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恢复美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带头促成了首个资金承诺，即发达国家到2020年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本届气候大会谈判中，发达国家核心的问题是“缺乏领头羊”，尤其COP29的核心议题又是最难啃的资金问题，涉及真金白银地付出。
《中国新闻周刊》：发达国家内部能否在资金承诺上达成共识，决定着本届气候大会的成败。如果美国“退群”，很多专家希望欧盟取而代之，在谈判中承担起领导角色，从大会结果来看，欧盟是否发挥了足够的领导力弥补美国的缺位？
刘振民：美国退出之后，欧盟能否扛起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旗，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气候合作，是本届大会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然而，发达国家最后做出的资金承诺，完全没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期待和需求，这显示出发达国家内部正在遭遇的领导力危机，在支持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上，政治决心还不够强，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于NCQG的资金承诺没有到位，还使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心目中的信用打了折扣。COP29在资金议题上的分歧与结果，很典型地反映出当下全球的南北互不信任，这个问题是比“给多少钱”更为严重的。
当然，从COP29最后的结果来看，也算是成功的，至少在资金议题上通过了一份决议，尽管与发展中国家的期待有一定差距，但确保了国际社会还存在一个共识：即便美国“退群”，国际气候合作还是要继续向前推进、不会倒退，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没有被严重挫伤。
谈判中，中方一直在和发达国家的各代表团沟通，COP29要尽可能将雄心与现实结合起来，以一种既向前看又实事求是的态度，谈出一个平衡的资金合作框架，为未来十年的全球能源转型搭建平台，这个平台上，发达国家要发挥好带头作用。但从整个谈判过程到最后闭幕，雄心与现实“结合”的结果，就是只有现实缺乏雄心，换句话说，雄心不足本身，就反映出当今世界一种深刻的政治经济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对欧盟的期待，COP29召开前后，很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外媒都频繁强调，未来四年，如果美国不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继续承担国际领导作用，中国则应发挥更强的领导力，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话事人，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中国在本届气候大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刘振民：这是一种过度“捧”中国的叙事，是西方在给我们“戴高帽”。实际上，对于国际气候谈判，南北谈判的格局始终没有变，资金等核心争议问题都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间。当然在各自的阵营内部，主要国家要发挥更多引导作用，比如发达国家阵营中的欧盟与美国，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中国），但“基础四国”不能代替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在“77国集团和中国”的框架下去参与谈判，这是全球南方合作的基础。西方一直想把中国单独划分出来，仿佛几个大国合作之后就可以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我们对此并不赞同。联合国气候大会应该是一种各国都能参与、各方利益都照顾到的包容性机制。
回到中国自身，我们在国际气候合作与治理中一直积极参与、主动引领。主动引领，不仅体现于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主动推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达成共识，更体现在气候行动上。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引领效应非常明显。同时，中国明年就要提交新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用以指导2035年前的国家级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新的NDC将更有雄心，涉及全经济范围和所有温室气体，不再仅关注二氧化碳。而且，在中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后，就要进入以碳排放总量控制为主、碳排放强度控制为辅的新阶段，可以预见的是，未来10年，我们在减排与能源转型的行动上会有一个很大的跨越。
《中国新闻周刊》：进入“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气候变化是中美之间保持对话合作的重要领域。未来四年，你如何预期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与挑战？
刘振民：特朗普明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后，如果美国新一任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将对全球气候合作多边进程产生很大冲击，而未来四年正好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在气候领域的官方合作一定会受到影响。但现在的情况，和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时相比，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中美之间在地方层面低碳发展、能源转型、循环经济等多个领域已经有一些合作基础，很多美国企业也从中受益。
COP29大会期间，我一直在和美国代表说，全球能源转型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美国能源部官员也表示，希望中美未来在能源上的合作，例如在地热技术、能效，以及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等领域，不要完全中断。
实际上，经过拜登政府四年的绿色转型努力，美国的地方政府、能源界与企业界对气候行动的支持越来越多，美国整体的能源转型也在往前走。所以，即使美国的气候政策在“特朗普2.0”时代逆转，我对下一步中美应对气候合作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尤其在地方和企业层面，我相信还是会保持有限度的合作，不会完全中断，而这些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全局也是有贡献的。其实，中美气候合作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官方机制能够运作，而是彼此究竟有没有真正的互信，能否开展深入的经验交流与技术分享，不能各做各的。
《中国新闻周刊》：COP29只是一个起点。2025年的联合国第30届气候大会（COP30）将在巴西贝伦举行。在巴库，各方也认识到本届大会承诺的资金与发展中国家预期差距甚大，因此决定启动“巴库至贝伦1.3万亿路线图”，以期在贝伦进一步讨论扩大气候融资的可能性。对于COP30，你有何展望？
刘振民：明年在巴西举行的COP30意义重大。1992年，世界各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起点。30多年后的2025年，在《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之际，各国再次重返巴西，继续讨论下一步如何加强全球气候变化多边合作，尤其在美国可能“退群”的背景下，这些讨论将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中方对COP30寄予厚望，我们希望东道国巴西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能继续推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凝聚共识，巩固多边主义，共同加速实现全球能源转型。
（实习生林奇欣亦对本文有贡献）
作者：霍思伊（huosiyi@chinanew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