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胎，当妈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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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真的爱你》剧照

而在长达七年的采访过程中，蒋莱和沈洋也试图邀请母亲们的丈夫接受采访，却大多数都遭到了拒绝。

社会对“父职”与对待“母职”的重心和期待存在差距。比如产假，2005年，蒋莱生孩子时，她的丈夫按规定享有三天带薪陪产假，“时间短得只有象征意义”。哪怕妇联部门和相关学界一直在不断呼吁延长父亲假，现实层面却始终难有改进。

等到沈洋开始萌生二孩念头的2020年，为响应二孩新政的新规才出台：将父亲的产假增加到十天。“但仍然杯水车薪。”沈洋说。

不过，已经历过两次生育的沈洋，也开始看到一些实际的客观变化。她的一孩出生时，全国已开始经历生育率的下降，恰逢彼时，国务院办公厅出具了一份《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具体意见。沈洋的孩子在两岁时，就进入了家附近一家普惠型托儿所，一个月只需要200元左右学费。

2023年，上海市发展和改革还印发了一份《上海市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方案亦提出，要加大“托幼一体化”建设力度和普惠性托育服务发展，到2025年，开设托班的幼儿园数占幼儿园总数的比重不低于85%，普惠性托位占比超过60%。这些配套设施和政策，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沈洋再次成为母亲的意愿。

沈洋和蒋莱，都算是拥有更强自觉与自主性的母亲，以自己作为方法，关注自身所处的真实社会，既是出于社会学者的本能责任感与信念，也是作为两位母亲对整个社会生育环境的切身关注。

除了生育选择，两人还同时关注着育龄女性在职场的处境、受教育女性人才在社会上的机会和空间等等。她们希望，生育这件事，能更纯粹地成为女性自己的选择，女性的喜与悲，也能被更平等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