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首尔大学女生,掉进深度伪造色情影像深渊
“当每个学校都在滋生深度伪造聊天室
我们已经丧失了正常生活的权利”
早上天还没亮,金灿的手机就震动了一下。她打开一看,那是一张以她照片为基础的深度伪造(Deepfake)色情图片。她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对方通过社交平台Telegram发来一条消息:“你好,这很有趣吧?”
金灿震惊不已,手颤抖不止。她努力握紧手机,而手机不断震动,一张又一张不堪入目的色情图片和数条视频传过来。“快回复,回复我,我就告诉你我是谁。”
躺在床上的她,感觉自己坠入无底深渊。
“为什么受害者是我?”
那是2021年的夏天,28岁的金灿正准备去美国留学。突然而至的手机信息,将她的生活全部打乱。
在被恐怖的信息轰炸近两个小时后,金灿颤抖着在网上输入“Telegram”“合成照片”等关键词。她发现,很多韩国女性已经遭遇过类似的情形。
当深度伪造技术不再是门槛时,如何约束和打击数字性犯罪成为了人们要面对的难题。
“那个人真的是真凶吗?”
“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性格似乎并不奇怪。”直到朴某真正被逮捕,金灿才想起来这人到底是谁。这位学长也曾是首尔大学的学生,要比她们大10级左右。但他们的交集仅限于此,没有一起上过课,也没有一起吃过饭。
金灿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经过了几天的沉默后,金灿询问元恩地:“那个人真的是真凶吗?”
6月3日,是朴某第一次出席庭审的日子。元恩地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让她没想到的是,庭审过程中,对方一直哭泣、抖动着肩膀,当检方宣读起诉书时,他痛苦地捂着脸。
“我已经注意到他在Telegram上讲话时非常谨慎,不想被抓住,但我不知道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Kim T’会在人们面前如此颤抖。这让我觉得,那个躲在聊天室和匿名账号后,嚣张又大胆的罪犯似乎死在了Telegram上。”元恩地说。
在现场,朴某承认了大部分的罪行。在最后的声明中,他表示,自己从未真正试图憎恨受害者、羞辱受害者。“我想向受害者道歉。”
直到在离开庭审席时,朴某嘴里还一直嘟囔着对不起。这让元恩地感到困惑:“现场并没有受害人出席,我不知道他在向谁道歉。”
“首尔大学N号房”事件曝光后,韩国越来越多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色情聊天室被曝出。初步调查显示,这些聊天室中人数最多的,高达22万名成员。而受害者中,80%为女性,包括大学生、教师、军人等,甚至有不少初高中生等未成年人。
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性犯罪事件,也被称为“N号房2.0版”。感到危险无处不在的韩国女性,在全球各大社交媒体上求助。数十个女性权利组织则从8月开始举行不同规模的抗议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严厉打击此类犯罪。
这几个月以来,在韩国女性中,恐惧不断蔓延。海美是居住在庆尚北道鱼尾市的一位母亲,她最近删除了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所有照片,并让读初中的女儿再也不要发布任何照片。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每个学校都在滋生深度伪造聊天室,我们已经丧失了正常生活的权利。”
在海美撤掉了社交媒体上自己和女儿的照片后,她发现越来越多家长也选择同样的做法。8月末,一份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深度伪造受害者地图上,受影响的学校多达600所,遍布全韩国。
首尔市教育厅厅长郑晋权曾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他注意到,曾任职的中学已经在讨论是否不再把学生照片放入学校年刊的问题,甚至一些老师已经明确拒绝将自己的照片放入学校年刊,而是用画像代替。
元恩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就是韩国的现状,女性明明没有犯错,但不得不承担这一切。
本轮深度伪造网络性犯罪大规模被曝出之际,总统尹锡悦要求当局采取更多措施,“根除”该国的数字性犯罪。10月10日,韩国国会修改了法律,将观看或持有深度伪造色情内容定为非法。
根据新的《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修正案,持有、购入、保存或收看深度伪造色情影片的犯罪者,原本最高5年监禁上调至7年。以营利为目的,从最高7年监禁,修改为最低3年至无期徒刑。
但元恩地注意到,实际判决中,施害者总有办法争取到从轻处理。8月28日,“首尔大学N号房”另一位同犯朴某(28岁),被指控从2020年7月至今年4月制作约400个虚假视频并传播约1700个虚假视频,判处5年徒刑。
判决公布后,部分受害者的代理律师金敏儿感到不满:“这比检方建议的10年有期徒刑要低5年。”在金敏儿和元恩地看来,“只有更严厉处罚,才能根除犯罪”。
“他们总是以为自己不会被抓住,就算抓住也会想方设法减少罪刑。”目前,元恩地和金灿等受害人正在发起请愿。“如果罪犯不能被绳之以法,他们很可能还在某些地方过着双重生活,犯下类似的罪行。尽管罪犯在法律面前,用各种说辞表达悔罪之意,但其背后的用意仍然是淡化罪行。”元恩地在请愿书中写道。
她还指出,鉴于韩国深度伪造数字性犯罪的严重情况,且该案的审判结果可能会影响未来此类案件的裁决,恳请对犯罪者进行更严厉的处罚。针对主犯朴某的量刑,预计在本月30日公布。
人权观察组织妇女权利副主任希瑟·巴尔曾在韩国采访了一些遭受数字性犯罪的女性。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些受害人长期承受着压力,出现焦虑、饮食失调等症状,许多人不得不更改了姓名和地址。她采访的一位受害人甚至做了整容手术,并表示“如果我无法删除视频,那我就去‘删除’自己”。
3年过去了,金灿仍然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她说,每当和男性交流就会很有压力,因为她担心“看起来正常的人,也会在背地里干那种事”。每次使用智能手机,也会勾起她对那些影像的噩梦般的记忆。
尽管韩国政府数次对相关法令进行修改,但希瑟·巴尔认为,“韩国政府的回应远远不够”。韩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堪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韩国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管理层中的女性比重仅为16.3%,在36个调查对象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二。
“韩国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和立法者,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当这些关键职位都被男性所掌控时,针对女性的数字性犯罪不可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希瑟·巴尔也注意到韩国女性的行动,并认为这是积极的信号。
谈到为什么坚持反抗性剥削时,元恩地表示,当女性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愤怒是一种本能。“也许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性犯罪在韩国被彻底根除,但女性不能放弃呐喊与反抗。”
(因受访者要求,文中金灿、海美为化名)
记者:郑立颖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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