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更多AI独角兽,该做什么?


独角兽企业作为具备强大创新能力和巨大成长潜力的企业群体,其数量多寡、活跃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创新主体

文 | 《财经》记者 刘以秦

编辑 | 谢丽容

2024年3月,美国AI初创公司Inflection的70名员工在一家酒店礼堂里见到了微软CEO(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这家初创公司赶上了大模型风口,在过去两年里融资15亿美元,估值40亿美元,是硅谷排名第三的大模型独角兽公司。现在,他们需要考虑是否愿意在公司核心技术被微软收购后,加入微软。

现场有员工提问,如果加入微软,是否会因为公司规模太大,发展缓慢,很多动作变得保守。纳德拉反问,“那你愿意来改变一家3万亿美元的大公司吗?”

一位长期在硅谷的投资人称纳德拉的日常工作是掌管“一座数字王国”,但他依然会深度参与和AI大模型投资的具体事宜。

美国科技巨头热衷于争抢有潜力的科技公司。今年以来,硅谷类似的收购案越来越多。8月,谷歌以25亿美元收购Character.AI;7月,亚马逊收购了Adept AI的核心技术和大部分员工。

美国硅谷是这一轮AI创新创业的领头羊,截至目前,硅谷共有27家与大模型相关的独角兽公司(指成立不超过十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企业)。中国紧随其后,已经出现了AI大模型领域新的五家独角兽公司,分别是智谱AI、百川智能、月之暗面、Minimax、零一万物。其中智谱AI估值最高,约200亿元(约合30亿美元);零一万物最低,约70亿元(约合10亿美元)。

欧洲也出现了多个与大模型相关的独角兽公司,但数量总体较少,和既往趋势保持一致。包括法国的AI数据管理公司Dataiku(估值37亿美元)和基础大模型公司Mistral AI(估值60亿美元);英国的AI数据公司Quantexa(估值18亿美元)和文成图公司Stability AI(估值40亿美元)。

在上一轮以深度学习为引领的AI创新周期中,中美是全球两极。这一轮以AIGC大模型为引领的创新周期里,中美仍然是跑得最快的两个国家,不过,已经出现了明显不同。

在硅谷,大模型领域的创业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生态:有以OpenAI为代表的头部创业公司,同时有可以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有基于大模型的应用公司,它们也能快速获得用户和融资;有大量为大模型服务的工具型创业公司,估值一路高涨;平台型巨头公司深度参与,它们既有自己的模型,又开放生态给创业公司,还提供融资和收购机会。美国2023年AI领域总融资金额超500亿美元。

在中国,新一轮技术革命周期目前对创投热情的激发程度有限。创投数据服务商IT桔子数据显示,2014年后,中国AI领域融资一路上涨,2021年融资总额约为4411亿元。2022年下降至1579亿元,下降64%。2023年,在大模型热度加持下,依然呈现下滑趋势,全年融资额约1101亿元。中国的头部创业公司均以基础大模型为主;以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为代表的巨头公司积极投资,但竞争大于合作;应用和工具环节相对薄弱,相关公司数量不少,但成规模的较少。

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5月23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听到关于创新与投资的发言时追问:“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

今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

所谓“耐心资本”,是指不以追求短期收益为首要目标,专注于长期的项目或投资活动,并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的资本。耐心资本的“耐心”更强调在企业成长初期进行股权投资,而不是在企业成功上市后进行股票投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是其核心特点,当企业发展壮大之后耐心资本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可以带着足够的投资回报逐步退出。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有力有效支持发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在自然界中,瞪羚素以行动敏捷著称,个头小、跑得快、跳得高。瞪羚企业创新能力强、专业领域新、发展潜力大,主要涵盖那些以科技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支撑进入高成长期的中小企业。

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少部分估值超过10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和市场潜力的未上市公司。

瞪羚企业被普遍认为是独角兽企业的预备队。独角兽企业往往具有高估值、初创性、商业模式难以复制的特点,企业本身对所在行业往往产生重要影响。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瞪羚企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区域的创新能力和发展速度。独角兽企业作为具备强大创新能力和巨大成长潜力的企业群体,其数量多寡、活跃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创新主体。

多位接受《财经》采访的创业者和投资人认为,目前中国AI领域的创业生态还不足以支撑更多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养成。但究竟具体哪里不成熟,又应如何完善?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逐步拆解比对,层层深入。

当下的重点

硅谷和中国的创新生态“最大的区别是经历的周期次数”

硅谷科技创新领域的创业生态优于中国,但并不代表硅谷一直在领先。

硅谷也曾经历过创业融资的“黑暗期”。2000年左右,硅谷陷入“互联网泡沫”危机。风险投资额从1990年的80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000亿美元,风险投资在1999年55%项目是互联网项目,1999年有超过150个互联网项目上市。从2000年到2002年,有约1000家互联网公司倒闭,超过3800家被兼并。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新投资都消失了。

中国的创投市场自2019年开始降温,随后又经历了疫情期和外资后撤,第三方数据机构企名片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一级市场共完成8617亿元融资,同比下降38%,2023年继续下滑13%。“和硅谷的黑暗期相比,中国的市场并不算差,”一位投资人告诉《财经》,“最大的区别就是经历的周期次数。”

如果从1891年斯坦福大学成立算起,硅谷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已经超过100年,上世纪中期,以半导体为主的多家科技公司诞生于此,之后,英特尔、AMD、苹果、甲骨文、思科、谷歌、特斯拉等众多科技创新公司陆续在此发展壮大。这些巨头公司上市后又为投资人创造了高额收益,市场上有大量的资本可以去挖掘新的科技项目。

而在中国,最早进入中国的市场化风险投资机构是美国IDG资本,1989年,IDG资本在中国投资了第一个项目。此后,大量美元基金进入中国市场,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2000年后,中国创投领域几乎是一个热点接一个热点,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硬科技”。直到2019年,大量投资机构遭遇募资难,进入短暂的低谷期。

今天,跳出AI领域,中国和美国依然是全球科技创新创业的两大高地,和其他国家比起来优势巨大。目前全球共有独角兽公司约2000家,美国714家,中国675家,双方差距并不大。而排名第三的印度共有独角兽公司86家,第四位的英国64家。

拥有更多独角兽企业,意味着一个地区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更好的发展前景,但孵化和培育一家此类企业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投融资环境。

2022年之后,中国一级市场经历了一次结构性变化:以国有资本为主,受政策和地缘政治影响,投资主题从规模、收入、利润,变成了“专精特新”“供应链安全”“新质生产力”“解决‘卡脖子’问题”等,投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新材料、智能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在中国,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几乎重合,政策制定方同时也是市场参与者。

在美国,承担AI生态主要责任的是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巨头公司,它们提供资金、平台、应用场景和客户。君联资本总裁李家庆告诉《财经》,在中国,承担类似责任的是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和上海政府。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由不同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决定的,很难说孰优孰劣,“但阶段性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美国走在前面”。

徐晨阳发现,在2022年之前,中国风险投资高速发展阶段,中美两国的投资人对科技公司的投资风格差异很大。美国投资人不光关注创业公司的技术能力,更关注商业模型和具体的执行团队,会花很多精力去仔细研究这家公司的各个方面。

中国的不少投资人是从投资互联网行业转到投资科技,很多时候会格外在意创始人的背景,例如创始人是院士,或是海外名校回国。甚至有投资人会直接说“如果你能招个院士来,我就投资”。

但是在硅谷,哪怕公司三个创始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投资人也会里里外外考察研究一遍,才会决定是否要投资以及如何估值。

近两年,中国一级市场融资热度下滑,整体投资规模下降,投资人反而会更细致地去观察一家科技创业公司。

投资人在周期中学习和适应新模式,创业者同样如此。硅谷的投资人认为,多数优秀创业者具备从0到1的能力,而一家公司从1到10,从10到100,不同阶段需要管理者有不同的能力。就像教师会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师一样,几乎很难有教师能把学生从小学一路带到大学毕业。

因此在硅谷,创业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被大公司并购,或是高层大换血的情况频繁出现。长此以往,硅谷出现了不少有综合实力的创业人才——有过多次创业经历,对于创业初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所准备;一些曾经卖掉过创业公司的人会转去做投资或是加入收购方,这个过程中就逐渐具备了投资视角和大公司视角。

而创业生态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大公司们也需要更长时间的成长。所有的大公司都认可,一家公司无法做完所有的事,生态需要共建,有更多参与者平台才有活力。一位大公司人士告诉《财经》,中国的大厂们普遍有一种焦虑情绪,会忍不住去“卷”,经常有自己上手做的冲动。这是市场现实决定的,一方面本身中国的软件生态就不够丰富,大厂需要起到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它们自身的平台体量如果放到全球市场来看,还不够大,底气没有那么足。

人在很小的时候很难拥有“耐心”,总是需要即时性的反馈。一家成立十年的公司很难做出真正的长期规划。立足当下,要养成更多独角兽企业,政府引导、多元投入、市场运作,越来越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注入,是必由之路。

而更多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何来?加快建设与创新产业发展高度适配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打通将社会资金转化为耐心资本并切实流向科创企业的渠道,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