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哈佛、哥大校长全辞职，美国大学反犹力量为什么这么强？

这些年，美国大学为何总“出事”？

“校园反犹主义”的争议，还体现出美国高校尤其是顶尖私校在自身角色和定位上的困惑，以及公众对此愈发的不满。

传统上，高校作为研究和学习机构对政治和“当下事务”采取主动远离的态度，这就让高校在管理层面上天然趋向保守和维持现状。这一格局，在美国60年代逐渐受到挑战。随着民权运动轰轰烈烈的发展，以及反对越战、征兵的潮流愈演愈烈，高校管理方将大学校园隔离成象牙塔的努力，受到愈来愈严重的挑战。

自1964年开始，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起家的“自由言论运动”，在美国大学各处开花。在大学校园里引入运动政治和对当下事务的关注，逐渐成为美国校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实践本身，也被第一修正案的强大保护所支撑。在60年代的语境下，引入有争议的话题与立场，挑战校园的既成事实，是左派和进步派学生的志业，而认为这些行为扰乱了教学秩序、破坏了安全的环境、偏离学校主业的，则是所谓“保守”的校方。

在压制校园政治与时事辩论变得现实不可行之后，学校管理层也学会了适应与变通。芝加哥大学1967年发表的《加尔文报告》，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尊重表达自由、参与社会变革与维持学术机构本分之间达成的微妙平衡的典范。

报告总结：“提出异议和批评的主体是个别教职人员或个人学生。大学是批评家的家园和赞助者；它本身不是批评家。它是学者的共同体。为了履行其社会使命，大学必须维持探究自由，独立于政治时髦和社会压力。一所大学如果要忠于其对知识探究的信念，就必须拥抱鼓励最广泛的观点多样性。它……仅限于教学和研究目的，不是俱乐部，不是行业协会，也不是游说团体。”

这一原则，宽容了学校师生多样的、经常是激进和进步派的政治观点和活动，但至少试图维持学校本身作为一个机构的中立性和超然性。

在后特朗普时代和后弗洛伊德时代，越来越多的高校出于主动或出于压力，频繁对公共事务发表“官方看法”。“学校的意识形态”，不再意味着“构成学校的老师、学生之总体的意识形态偏向”，而是“学校作为一个机构、实体”的立场。

当学校官方下场，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俱乐部、行业协会、游说团体”时，为了知识的探索而秉持观点的多样与学术探索的自由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它们对公共事件表态的越多越频繁，外界就越是期待和要求他它们对哪怕很有争议（比如巴以问题）的复杂问题采取简单、明确的“官方立场”，而保持沉默就不再被视作可敬的超然地位，而是伪善与懦弱。此次哈马斯袭击事件后，许多人抨击各大高校一时沉默如斯，就是对这种表里不一、左右摇摆的不满与愤怒。

因此，美国高校在这次事件中引起的争议，其根源与其说是具体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如说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机构和组织文化上的种种扭曲和困难。

精英大学机构的整体立场，偏向自由派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其以包容和安全为名扼杀探索精神、削弱学术多样性；以参与社会变革为名偏离学术和教育的志业，则会损害其核心竞争力和妨碍其实现“根本的社会功能”。这只能通过文化和内部制度上的变革，促进其“回归本心”来加以改善。

只要有相对健康的竞争和表达环境，高校中的意识形态风气也并非定然一成不变。相反，想要通过政治施压的方式，强行在校园中施加另一套方向相反的“政治正确”，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进一步损害校园的生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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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