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县中培养不出“清北生”
教学楼里的高考注意事项提示牌。 陆冠宇 摄
武平一中最辉煌的十年，反而是没人关注清北人数的时候。即便是教出过双状元的王锦春，也并不把这当作必然的使命。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一个都不能少”，希望学生都能达成属于自己的目标。
王锦春觉得，考上清华北大本来就可遇不可求，衡量一所学校的教育要看整体，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他也有无法面对外部压力的矛盾，“我还是得有一两个‘清北生’，不然没法向社会交代。”
2019年，在当了28年班主任后，王锦春决定不再当班主任，也很少带实验班。“那一届是我教的实验班里成绩最差的，我怕再差下去。”他有点遗憾，更多是一种被裹挟的感觉。
考上大学不再稀奇，在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方法中，高考也不似当年有效。似乎只有走进最顶级的高校，才能让命运发生质变。更多人把关注点转移至教育的金字塔尖。教育不再只是教育，更多利益因素掺杂进来。
“你看，教育水平高的地方房价也会水涨船高，所以政府会重视。”肖毅山明显感觉到，武平一中考上清北的学生越来越少，大家都开始急了。他猜测，可能是市里面对县里面有了要求，压力自上而下传递给了学校、老师和学生。
考核变得极端精细。小到月考，大到统考，每一次考试后，班级成绩的变化都会以表格的形式记录下来。零点几分的差距，就可能影响老师的绩效和奖励。这样的评价体系，在老师之间形成残酷的竞争。
如今，县教育局对武平一中的老师实行“县管校聘制”，根据高三的两次市质检成绩进行末位淘汰，班级成绩最低的老师会被调离一中。
“现在的教育像军备竞赛，结果是各方成本变得无比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谢爱磊这样概括外部环境的变化。当师资学历越抬越高，课程设计日益复杂，县中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上处于绝对劣势。谢爱磊觉得，县中很难在这样的模式中胜出。
另一方面，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迫切需要又难以置之不理。正如王锦春理解的那样，“家长把孩子送到武平一中就是要考大学的”。“这些又好像无解，县中想要独立走一条自己的路是很难的。”谢爱磊说。
原有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这是武平一中多数老师所面临的处境。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既是他们自身需要做的，也是他们希望借由教育带给学生的。
找到自己的位置
过去数十年间，学生、学校、教育环境都发生了改变。优绩主义盛行下催生出激烈的竞争氛围，压力传导至每个环节，但也有身处其中的人不为外物所动，坚持自己的节奏。
高一入学时，学校组织学生写出自己高考的目标大学。“厦门大学”是武平一中学生中最常出现的答案。但即便是武平一中最好的实验班里，每年考上厦大的也只有五六个人。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写出这样的目标有些不切实际。老师们觉得，学生们空有好高骛远的想法，却缺乏真正的动力。
“如果把文凭算作一种资本的话，过去有这个资本就行，而现在需要这个资本更具竞争性。”谢爱磊说。常年研究县中教育的谢爱磊观察到，当整个社会把目光聚焦在更顶尖的大学，县中的孩子更难走出自己的道路。在县城教育资源流失的现实下，县中学生的基础薄弱，但依然不得不卷入看似公平的“锦标赛”，这势必带来内在学习动力的不足。
考试的形式本质上是筛选机制，而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人。当筛选人的机制在竞争中被不断放大，教育如何让每个人都有所收获，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梁爽把自己定义为“比较普通”的老师，可能一辈子都教不出“清北生”。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到挫败。
对她来说，比起学生考上名校，如果自己说过的某句话能够在日后帮助学生度过人生中的困境，更能给她带来成就感。“也不一定要记住是谁讲的，但作为老师团体中的一员，这就是你的成就。”
“县中教育更应该考虑的是，能为留下来的学生做些什么。”谢爱磊说，“县中的教育体系应该让不同的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把所有人都塞进最好的一所学校，然后倾尽资源、一家独大。”
杨华也有类似的观点。根据他的分析，2000年之前，县中和省会著名中学差别不大，一县之内的不同学校差别也不大。但当不断加剧的竞争带来资源投入的集中和不均衡，生源结构遭到破坏的县中必然走向成绩塌陷。在全民教育焦虑的氛围中，人们对县域教育逐渐不再信任。
这是一件需要系统性重塑的事情，但县域教育系统内部千差万别，改变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始终在轨道上的县中老师们，也有自己的办法。
梁爽觉得，筛选的机制并不影响她培养学生的动力。作为语文老师，她常常在课堂上提到李白、杜甫，但她也会和学生说，“我们可能成不了名垂青史的伟人，但也可以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做一点自己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回看自己的学生时代，梁爽觉得，高考确实重要，但教育更重要的使命是让人生拥有持续不断的动力。
她拿自己给学生们举例，“我的同学年薪百万，我自己年薪10万都不到，但我不觉得自己不够富有。看到你们朝气蓬勃，我觉得自己精神上是非常富足的。”她期待这种无关考试的东西，在课堂上慢慢滋养，生根发芽。即便有人没能成为筛选机制中的获胜者，也能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许多，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梁爽的孩子读小学一年级，因为没上幼小衔接班，认字不够多，常常在班里排倒数。但她并不着急，笃信随着孩子的成长，智力发展水平达到相应的阶段，自然会有改变，“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热爱、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她认为这些才是生命幸福感的基础。
肖毅山也有相似的想法。他更看重的是通过教育的培养带给学生一种“终身有用的思维”。看到自己曾经高考失利的学生在大学备战考研，肖毅山觉得不论考没考上都很值得高兴，“他相信努力依然有意义，这说明以前传授给他的东西在发挥作用。”
他希望自己能教出“可爱的人”，那种“既是被爱的人，也是能支撑着跟别人同伴而行的人。”
（应受访者要求，梁爽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