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应和管理美国的“综合中国恐惧症”？

“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症”及其特点。作者分析了这种恐惧在地缘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表现，指出其已成为全政府和全社会的现象。美国的恐惧不仅影响其国内政策，还扩散至其盟友，引发全球性的对华警惕。

文章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恐惧根植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尤其是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上。作者认为，中国需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和加强国际合作来缓解这一恐惧。此外，作者建议中国在应对美国的压力时，应保持定力，注重长远战略，利用自身制度优势和经济实力，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文章最后提出，各国应通过文明对话，实现互学互鉴，为全球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制度选择。

01 美国的对华恐惧及其特征

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承认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读者注意一下刚刚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选择为其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的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J.D. Vance）近年来有关中国的言论，人们很容易感受到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恐惧。实际上，如果经常阅读美国的报纸，就可以读到大量的歇斯底里的文字，逢中必骂、逢中必反、逢中必战。例如最近就有几个充分反映这种情绪的重大反华新闻，在这些新闻中，尽管当事者想尽各种办法来包装和理性化其观点，却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其对华的恐惧。

新闻一。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党纲委员会小组在今年7月9日于内部通过2024年党纲草案，新版党纲已于7月18日晚上在密尔瓦基（Milwaukee）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正式公布。在2024年党纲中，除了与美国的联盟合作以对抗中国和打击恐怖主义之外，也将在经贸上对中国实施更多制裁，并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防止中国汽车进口美国。（人们必须注意的是，共和党这里把“中国”和“恐怖主义”并列在一起。）

新闻二。在共和党党纲草案公布的同日，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 Johnson）也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强调“中国是我们头号的敌人”。他透露，中国对全球和平构成最大威胁，众议院会致力在年底前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法案，以便明年初新一届会期开始时实施，当中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和伊朗的中国军工企业、进一步限制对华投资，以及堵塞被中国用以损害美国利益的贸易制度漏洞等方案。他又表明，下届国会将保留侧重解决中美经济和安全风险的“中共威胁专责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reat）。约翰逊还强调说，以中国为首的威胁网络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取代美国，包括俄罗斯、伊朗、北韩（朝鲜）、委内瑞拉以至古巴等网络成员会互相借力坐大，在各方面盗取美国科技和颠覆该国经济。作为应对，不好战的共和党人会做好准备，实行以实力争取和平，绝不退让。

新闻三。属保守派的《华尔街日报》，其社评委员会在7月9日发表题为《约翰逊 - 自由世界的领袖》的评论，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恐怕也不会比他说得更好，特朗普在党的大会上照抄了他对中俄等国的拒绝绥靖主义言论。

新闻四。202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从7月9日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寻求加强与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一位众议院外交领袖对美国之音（VOA）说，“让我夜不能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可以阻止它。”

新闻五。北约首次公开谴责中国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要求中国停止向俄罗斯运送“武器部件”和其他对重建俄罗斯军队至关重要的技术。

美国的对华恐惧呈现出几个特征。第一，这种恐惧症是综合性的，涵盖地缘政治、军事、经贸、技术和体制几乎所有的方面。第二，这种恐惧症是全政府模式的。过去，美国政府也一直在叫嚣“中国威胁论”，但主要局限于几个政府部门，例如军方（为了争取更多的军费）、国务院和国会，但现在的恐惧症遍布全政府。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期间提出的应付中国的“全政府模式”不仅延续至今，而且变本加厉。第三，这种恐惧症是全社会模式的，也就是这种恐惧症蔓延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美国社会是分权和分散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国认知不见得和政府的认知具有一致性，相反，在更多的场合，社会的认知和政府的认知不仅不同，而且相反。但今天则不一样了。美国政府的恐惧感已经蔓延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点反映于各种民意调查中。从民调来看，美国社会对中国看法极其负面，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第四，这种恐惧症具有强大的扩散和传染性质。首先传染到美国的盟友。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接受美国的对华认知，至少从表面上表现出一起和美国“抗中”。这次北约峰会，罕见地集体公开指责中国正在大力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地。美国很显然已说服了一些北约怀疑论者，他们以前不认为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关键参与者。美国也在努力把这种恐惧感传播到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美国掌握着话语权和话语权的基础设施，美国的传播的有效性相当高。

实际上，在很多美国精英那里，只有彻底打败中国，美国才可能从这种恐惧感中解脱出来。这种情绪显著地反映在了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ering）和美国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前任主席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今年4月中旬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除了胜利我们没有选择：与中国竞争，美国必须取胜，而非管控”。

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拍摄的萨希瓦尔电站一景。萨希瓦尔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的重点能源项目，也是目前巴基斯坦单机容量最大、环保指标最优的高效清洁燃煤电站之一（图源：新华社）

第五，在经贸上，如前所述，美国的对华“卡脖子”和“脱钩”政策并未如期所愿。美国的打压不会停止，但中国企业依然会找到相应的方法。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经济和企业会继续受到影响，但美国强硬派所设想的完全的脱钩几乎很难实现。实际上，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和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美国。在内部，我们可以继续扩大单边开放政策。无论是针对特定国家的签证免签政策还是上海进口博览会，都是我们单边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迄今，这些政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今后，我们还可以扩大单边开放的范畴和范围。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中欧投资协议》、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协定的内容，自己先做起来。实际上，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是我们在国际层面最好的“统战政策”，可以起到分化西方国家资本和政治、分化欧洲和美国、团结最广泛力量的作用。对外，我们继续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以应付美国的排他性多边主义。

在与此相关的技术领域，如同早些时候的日本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技术应用之后，实际上在转型成为创新创造国家。但是，要真正实现对美国的赶超，科技体制的改革必须深化。因为没有足够的行政体制改革，我们很多创新很难落地，主要是独角兽企业。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国孵化了很多的创新技术，但因为审批通不过或者审批时间过长，或者落地了不赚钱等原因，这些创新技术不得不流落海外，成为他国的独角兽企业。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需要能够容纳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种新的生产关系需要通过自觉的改革而产生。

在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领域，和美国的竞争更不可避免。美国已经把中美之间的竞争界定为制度的竞争，我们无可回避。实际上，我们必须直面。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做好中国的制度叙事，一种基于中国制度实践之上的中国叙事，而非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制度的阐述和解读。我们要把中国制度的诸多方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即决策、执行和监察）体制、全过程民主、混合经济体制等加以系统性、理论化和实证化的叙事。必须强调的是，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符合中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最佳制度，是一种“非”西方的制度，不是“反”西方的制度。与西方的制度共享普遍性的共性之外，也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源于基于自我文明和文化之上的制度的特殊性。作为一种“非”西方制度的选择，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他国之上，更是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政治制度。同时，我们也提倡文明间的互学互鉴，各国通过文明对话，学习和吸纳其他制度下的一些最佳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