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紧盯三星大罢工，牵出韩企讳莫如深的一个问题

✪ 罗仪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发展研究中心

【导读】7月8日，三星电子旗下“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发动罢工总动员，超过6500人冒着大雨在位于韩国京畿道的三星工厂门前抗议，要求对全体员工涨薪，并调整绩效奖金的计量标准。罢工行动持续至今，分析预测三星的罢工行动将不仅影响三星电子的生产，还有可能带来全球供应链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智能设备市场的组件短缺。考虑到这次罢工发生在中美科技竞争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动荡的大背景下，这场罢工的后果十分值得关注。

事实上，三星公司的兴起本就和大国技术竞争这一背景息息相关。美日半导体之战和中美技术战是三星在国际上扩张的重要原因。理解这一逻辑，有利于我们更好理解三星这样的公司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和命运。本文以三星为例，分析了以韩国为代表的中小国家如何孕育出如三星一般的全球超级企业。

超级企业是指规模庞大、国际竞争力领先，能够驾驭跨国产业链与供应链并对国家间关系产生影响的企业。基于上述特征，超级企业的成长可以划分为“国内崛起”和“国际扩张”两个阶段：在国内崛起时期，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发挥“马太效应”，将国内有限的资源集聚起来并投入少数企业，使这些企业进入“强者恒强”的有利循环之中，进而成为垄断国内市场与技术的国家冠军企业；在国际扩张阶段，大国技术竞争产生“渔翁效应”，使第三国的国家冠军企业获得特定的大国国际权力支持，借此挤占更大的国际市场、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充足的资金来源，进而产生驾驭跨国产业链的能力并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成长为全球超级企业。具体到三星，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在韩国政府电子信息产业政策的集中扶持下，三星崛起为国家冠军企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日半导体之战和中美技术战则先后促成三星的两轮国际扩张，并逐步成为全球超级企业。而三星的成长证明，尽管中小国家国内资源有限，在国际关系中也相对处于弱势，但以适当的国内政策为根基，借助有利的国际条件，同样可以培育强大的超级企业。

曾经的三星因大国竞争红利而奋发崛起，如今的三星也因大国竞争加剧而难以独善其身。去年10月，韩国总统办公室宣布，美国将无限期延长对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华工厂进口美国芯片设备的豁免。此番无限豁免之下，美国或能够通过三星等企业对华倾销来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独立自主；对此，中国亟需加快培育国产半导体超级企业，形成完善的半导体产业链；而对于韩国和三星而言，如何利用大国关系和借助市场力量捍卫自身的主动权，将是当下及未来所要面临的严峻考验。

本文原载《战略决策研究》2023年第5期，标题为《政府产业扶持、大国技术竞争与韩国三星的成长》，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政府产业扶持、大国技术竞争

与韩国三星的成长

▍三星成长之谜：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在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与技术战中，韩国三星（Samsung）的影子随处可见。从2019年撤出在华所有手机加工厂并迁至越南，到受压对华为断供芯片、参加美国半导体峰会并向白宫提供有关供应链数据，再到先后在中、美加码投建芯片厂，三星的活跃度与话题度完全不亚于身处技术战中心的华为、苹果与英特尔等中美企业。同样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战略性企业（Strategic Enterprise）或超级企业（Megacorporation），三星迫切需要获得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学术关注度。

韩国三星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首先源于其难以取代的国际市场地位。该企业是极少数成功建立起“全产业链”模式的电子企业之一，并同时在智能手机和半导体两大部门具有全球性竞争力，这在当今世界可谓独一无二的存在。自2011年以来，三星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长期稳居首位；2021-2022年，三星还超越英特尔（Intel）成为世界第一大半导体厂商，同时也是仅次于台积电（TSMC）的全球第二大芯片代工厂。但放眼全球范围内与三星市场地位相近的企业，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大国，而非像韩国一样的中小国家。例如，在世界500强的前20名中，绝大多数企业的母国属于中国和美国，少数属于英、德、日等老牌的工业和经济强国。若聚焦技术密集型企业，三星在2021年还位列全球前20大技术品牌并成为其中极少数属于非大国的企业之一（见表1）。这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大国条件对超级企业成长的重要意义，而韩国三星的崛起在其中成为一个特例。基于此，本文将致力于解释三星何以成长为超级企业的问题，从更广泛的理论层面看，本文讨论的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中小国家如何孕育出如三星一般的全球超级企业？

▲ 图4：2021年与2022年三星电子的供应商制造厂分布情况（这一名单覆盖了三星电子约80%交易量的供应商）

长时间的制造外包导致美国产业生态遭遇严重破坏，这也是现阶段美国对华产业竞争的主要劣势之一。在半导体产业中，虽然美国在研发端占据霸权地位，但在制造端，其相关企业与三星、台积电等半导体厂商相比并不具有优势。因此，三星赴美投资兴建芯片工厂对美方而言意义深远。2021年，三星宣布投资170亿美元在得州泰勒市兴建芯片代工厂，主要用于生产5G、高性能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尖端半导体，包括5纳米级别的芯片。2022年，三星又向美方提交了未来20年在得州投资近2000亿美元建设11家工厂的计划。这不仅有助于补足美国在半导体制造环节上的短板，而且将带动以芯片为中心的产业集聚，进而在当地形成一个高效运作且健全稳定的产业生态，使美国产业竞争力得到全方位的巩固与提升，反过来也将加大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此外，新近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要求接受美方资助的企业未来10年不能在中国大陆新建或扩建先进制程半导体工厂，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更难以通过三星对华投资与技术转移来获得新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三星在2018年和2020年先后出资70亿和80亿美元在西安扩建半导体工厂，但主要用于加工12英寸晶圆并生产10纳米级别的闪存芯片，其技术水平与战略意义无法比肩三星在美工厂。总体来看，目前三星的产业布局明显体现出重视美国与越南、轻视中国大陆的取向，这客观上增加了美国打压中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筹码。

综上所述，得益于美日半导体之战和中美技术战两轮大国技术竞争及其带来的“渔翁效应”，三星在国际层面大规模扩张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超级企业。在此期间，三星坐享大国技术竞争的渔利，不仅在企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上实现大幅度扩大与提升，而且牢固确立了“全产业链”生产模式，形成了支配跨国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能力，甚至展现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国产业竞争格局的实力。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国家规模相对有限的韩国孕育出三星这一超级企业的成因与过程。结合超级企业的内涵与韩国作为中小国家的特征，本文将企业成长的过程划分为“国内崛起”与“国际扩张”两个阶段。在国内崛起阶段，三星在韩国政府产业扶持政策的推动下逐步崛起为国家冠军企业；在国际扩张阶段，得益于美日半导体之战和中美技术战两场大国技术竞争，三星最终成长为全球超级企业。在学术研究方面，本文尝试增强超级企业案例的多元性，弥补既有研究集中关注大国的超级企业，而对非大国超级企业的发展原理有所忽略的缺憾。在实践方面，本文通过韩国三星的成功经验证明，虽然中小国家国内资源相对稀缺、国际地位总体弱势，但在正确的国内政策和有利的国际时机下，也能孕育出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发挥重大影响力的超级企业。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与韩国在国家规模、国内资源与国际权力等方面的特征不尽相同，但韩国及其企业的经验还是可以为中国培育超级企业提供一些启示。一方面，无论是通过积极的经济外交为企业“开路”，还是像韩国一样巧妙借助既有的有利国际环境，政府都需要对国内的引领性企业融入国际市场予以更大的支持，占领更大规模的国际市场是一般企业成长为超级企业的必要一环；另一方面，企业要善于利用企业间关系以及政企关系来为自身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美日半导体之战和中美技术战之所以可以使三星“坐收渔翁之利”，虽然主要源于韩国不会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这一特殊条件，但三星在此过程中主动与相关企业构建战略联盟并形成利益捆绑，也是三星能够成为获利者的前提之一。

当然，现阶段的成功并不代表三星能够永远保持超级企业的地位。三星在国际层面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国竞争特殊时机下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护持自身霸权的一种工具。2023年以来，三星等韩国企业对华半导体出口规模有所收缩，也折射出相关企业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难以独善其身的处境。如何巧妙利用国家间关系和借助市场力量捍卫自身的主动权，将是三星在享受大国竞争红利后所要面对的一道严峻考验。此外，作为当前三星发挥超级企业作用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该如何趋利避害，避免陷入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的困境，也是本文提出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未来中国既要对三星半导体工厂迁离并引发亚太产业链与供应链震荡的潜在可能性有所预警和防范，又要深入剖析并擅于利用以三星为代表的超级企业的特殊处境，将其由“美国射向中国的利箭”转变成“中国自我保护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