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二本生：向左考研，向右考编

黄修志是鲁东大学的一名任教老师。从2018年起，他开始了一场教育实践：让班级每位同学担任一个月的“历史学家”，轮流撰写班志，记录班级大事记。他想带领学生在书写中观察他者，在他人的记录中觉察自己。2024年1月，这部由师生共同书写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出版。

但这不是我们想关注和书写它的唯一原因。这是一所前身为师范学校的二本院校，位于山东烟台，当地是出名的考公大省。与一般意义上的“二本学生”不同，鲁东大学的学生们很少为自己的出路担忧，相反，他们有明确的目标，“当一个公务员”、“成为一名研究生”。

从现实层面上看，这些都是更为体面的人生选择，但黄修志发现明确的出路背后，隐藏着学生们更大的焦虑。大多数学生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被世俗的标签所框定，只是蒙着眼睛往前走。

无论是学历还是就业，二本学生面临的束缚是一个客观事实，他们的困境是这个时代年轻人面临的最广大的困境。那么身在其中的教师和学生可以主动做点什么？

做班主任的这几年，课堂内外，黄修志带领学生们做过许多尝试。他们举办跨学科讲座，创办石榴花杂志，办读书会，写书评。所有这些活动，并不在教材里，也很难用绩点来衡量。它更多来自校园生活里具体而微小的实践，知识之外，学生们锤炼品格，建立世界与生命更广阔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这场教育实践还有一层丰富的意涵——这所学校，是在为胶东半岛培养未来的中小学老师。这群年轻人，回到家乡，走上教师岗位，像落地的种子，继续传播这些鲜活珍贵的教育经验，改变微小的气候。

“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公务员”

“大学四年以后，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2018年秋天，文学院108教室里，班主任黄修志第一次和他的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1801班42名同学见面，他给学生们发放了一张《初心与理想》的表格，向他们提问。

问卷收回来，有同学回道：“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公务员”，也有同学答：“成为一个研究生”。

这些答案让黄修志哭笑不得，同时又困惑，为什么学生会这样想。

1801班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又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他们是首批进入大学的00后，全班42位学生，有28位都来自于山东，大多数人生活在镇上，而非农村。大多数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职业是老师或者医生，也正因为此，许多学生一进大学就知道自己要考公、考研。

孙玥璠来自山东威海，高考报志愿时，她填的是英语专业，因一分之差没有被录取，滑到了汉语言文学，但这也无关紧要，“我还是可以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她的家庭里两个阿姨，上一辈的姨姥、姑姥都是老师。从小，她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长大后，当一名老师。分不清是自己的愿望还是父母的期待，这个念头扎根在她的心里。

张佳怡报考文学院的想法很简单，逃离数理化。她是理科生，但真正感兴趣的是文科，父母觉得学文没什么前途，高中三年她硬着头皮学完。当得知鲁东大学的文学院也对理科生开放时，她毫不犹豫地填报了，进入学校她发现，和她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王月的家乡在云南，她的高中生活是在纯粹的应试中度过的。她埋头做题一点点挤下千军万马，顺利进入昭通市一所中学——全市最好的高中。但高考她考砸了，心里有些不甘心，报志愿的时候她胡乱填了几所学校，被鲁东大学录取。山东离家很远，她记得刚开学，恰好是烟台的雨季，街上的垃圾被风吹得乱飞，她自我安慰，把上大学当成是体验北方不同的生活。

张鑫是班级里仅有的三个男生之一，父母都是青海牧民，高中在离家200多公里的县城求学。他是村里唯二的大学生，另一个是他的弟弟。能考上鲁东大学这样的地方院校，他很满足。

如果说黄灯老师笔下的二本学生聚焦在80后90后的农村，那么新一代00后很不一样。来到这里的学生分两种心态。一部分学生懵懵懂懂，心里没有主意，他们跟着父母的期待走，加入“考研，考公，考编”的大军。还有另外一部分学生则相反，他们对体制很反感，报专业时扭不过父母，失败了，内心陷入迷茫。

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戴宗杰觉察到这一代学生们身上，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既有一种强烈的不服输感，希望通过考研重新证明自己，又感到强烈的自卑，“他们看上去很努力，但不知为何努力”。

黄修志也从学生脸上看到了疲惫，“学生都很青涩、内向，九成的人戴着眼镜”。班会上他让学生列举自己最喜欢的5本书，不少同学的答案平平。“进入大学前学生们备考、刷题，在缝隙之中的刷视频和游戏，占据了他们前几年的全部生活”。

这是黄修志教书的第六年。2013年，他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开始在鲁东大学任教。第一次担任广播电视编导班的班主任，他决心引导好学生，在教务办办公期间，每次午休便把同学们叫来聊天，并在每个季度推荐书籍。

但学生普遍对阅读没什么兴趣。一个学生很直接地跟他说，“看这些书对考研没有什么用”。

在山东省，鲁东大学与曲阜师范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聊城大学并称“四大考研基地”，以超过30%的考研成功率闻名。学生们普遍很忙，需要学的课太多了，大二的时候他们就要决定考研的专业，甚至来不及享受美好的大学时光。

图/已遍布全校的《石榴花》杂志架

孙玥璠提到做老师时，有一次去家访，家长抱怨孩子看漫画书，担心孩子耽误学业，了解过后她发现学生看的是一本关于历史的漫画，她对家长说阅读是一种好习惯，不用局限于他们读什么书，反复和家长强调鼓励孩子阅读的意义。

同样成为老师的王月也在进行着教育实践。她在云南一所公立学校教高中语文，初入工作岗位，她也想像黄修志一样让学生们去记录高中三年的生活，但这个阶段学生们面对巨大的考学压力，没有空暇时间，她就利用课前5分钟，鼓励学生上台分享自己最近读过的书。

这场阅读分享没有延续下去。学生们羞于表达，有想法的人很少，“他们熟知抖音上的热梗，却对苏轼、陶渊明的故事知之甚少”。高中阶段的教学任务又紧又重，王月觉得在现行教育体制下，限制很多，空间更小，很难进行理想的教育实践。

但在合适的时刻，她还是想要做一些事。比如去年九月，校园里开满了桂花，她让学生去赏花，去写诗。讲到史铁生《我与地坛》，作者写到观察蚂蚁搬家这一细微的生活现象，王月给学生布置一项任务，让学生去食堂或者回宿舍的路上，也去观察自己身边的事物。再比如，讲到诗歌“春江花月夜”的时候，她说，“这个景象就像夜晚的路灯下，可以看到一些雾气，一些细微的颗粒。”她描述生活的一些可感知的具体的场景，希望学生们也能具备感知生活的能力。

学生们时常给王月“泼冷水”，他们会说“老师，我看了没感觉”或是“老师，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当然，王月还是要对学生的成绩负责，浪漫的教学只能是一些“点缀”，讲解作文时，她还是会告诉学生们议论文怎么写。

只不过，她和黄修志有同样的观念，无论高校还是中学，语文始终都是一个对于一个人素质要求非常高的学科。老师的素质越高，知识面越广，课堂上能呈现的元素就越多。至少，他们可以把一堂课讲的有趣，变得更丰富、更开放。

就读于南开大学的秘若琳是和黄修志交流最多的学生之一，她所学的专业，研究生只读两年，今年她又将面临一场人生的选择。她想申请博士，但两年的积累远远不够，她给黄修志打电话，说到自己想要延毕一年的想法。以过往的了解，黄修志认为这个学生有足够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作为老师能做的有限，他支持她，理解她。

这些年黄修志放下了一些过于宏大的理想主义，以前他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够去发声，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也理解很多老师不是不愿意去做，更多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1801班离开了，但故事还在继续，等待发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不定某一天，它就冒出来了。

前一段时间，王月给黄修志发来一条微信，提起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件小事。她给学生讲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上到最后，她说希望他们以后也能够勇敢地做出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坚定自己的理想。接着，她和学生们打趣：“当然大家不能说上语文课上困了，那我就要遵循自己的内心，我就直接趴下睡了。”

王月说完的那一瞬间，脑海中突然闪过大学实习回来开的那次班会，黄修志提到要分清“欲望”和“理想”。“欲望”会让人选择躺平，而“理想”则会让人时刻保持修养和担当。当时王月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但就在那一刻，她发现这是一个通俗易懂的好例子。

她继续告诉学生：“当然，如果大家觉得睡觉是你的理想的话，那我也很佩服！”她知道也许学生并不能理解她的话，“但也许过几年，他们才会像我一样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