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焦虑、校园霸凌、教育错位…当下社会心理怎么了？｜专访彭凯平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变革期，社会心理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开心了？为什么校园霸凌现象越来越多？21世纪智能时代的到来，什么样的人才具有竞争优势？

2024年6月，吴小莉再次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原院长、心理学家、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彭凯平相约问答。

1

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开心？

吴小莉：2023年初，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开心，为什么？现在怎么样，有稍微缓和吗？

彭凯平：应该稍微缓和了一些。因为当时特别大的一个原因是疫情，这是非常具体和实际的原因。另外我们发现中产阶层不开心也是一个全球现象，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完全自由，包括财务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等，所以他们有阶层滑坡的危机感，这个危机感使得他们不开心。我们习惯于一贯贫穷没有问题，但是好了之后再穷，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像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在最悲惨的时候发生，而是在好了之后再变坏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们中产阶层的危机感也是因为享受了一段中产的富裕生活，现在担心阶层滑坡。

吴小莉：您为什么说现在稍微和缓了？

彭凯平：因为特别明显的应激不开心，是由肾上腺素产生的一些紧张、焦虑、恐惧，这些可能会缓解，但现在取之而来的是由皮质醇引起的一些长期、慢性的压力，这个慢性压力可能更隐秘、更深远、更深刻一些。

吴小莉：其实很明显的影响在于大家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您说这个是很危险的。

彭凯平：对。皮质醇带来的压力感是比较难以化解的，而紧急应激状况下带来的不愉快，其实通过自己的行动、奋斗、追求，是可以慢慢化解。就像比赛前的紧张感，其实可以通过行动化解，但是由于工作压力、社会压力造成的长久焦虑，是比较难以化解的，所以说影响更深刻。

吴小莉：您说还有一个东西是需要去关注的，就是贫富差距，社会转型期间的心理挑战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在哪里？

彭凯平：是的。我觉得转型期间的心理挑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社会攀比，因为有一部分人突然富，有一部分人没有富，这个带来的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和自己境况、出生、条件都差不多的人对比，没有起来的那群人，肯定有一种自卑、自责、怀疑自我的感觉；第二是因为社会转型使得很多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加强，带来的问题就是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不存在了。以前我们在乡下有邻居、亲戚、亲人可以照顾我们，现在到大城市，这些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没有，你成了一个孤独的心灵，很容易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失落、悲伤和孤独感；第三个就是社会技能要求的变化，因为不断发展和转型，原有安身立命的工具手段都过时了，新的还没有掌握，那对于有些人来讲，学习新的技能和生活方式也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所以中产阶层面对这样的社会攀比、社交网络的变化和社交技能的变化，都会遇到很大的一些问题。

吴小莉：贫富差距造成了一些社会矛盾，也会产生一些仇富心理，这样的心理对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有什么样的解方？

彭凯平：我觉得一定要让财富变成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变成让个人单独受益的事情。比如慈善就是很好的财富重新分配，还有税收等的一些政策，都是可以利用第三次财富分配，让社会受益。

当然我觉得，富人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穷人多体量一下富裕对我们每个人的溢价效应，就是说财富用出来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受益的，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

吴小莉：您说过要让富人做慈善成为一个中坚力量，也要建立一个慈善的文化建设，应该怎么建立呢？

彭凯平：我觉得慈善文化的建设一定是自发的，而不是强制的；一定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很多人喜欢用社会舆论、大众压力、从众行为，来逼迫这些人做慈善。要自己做慈善的好处是能够知道我的慈善用在什么地方，受益者是谁，我帮助我了解的、喜欢的、认同的人所产生的愉悦感觉很重要。

第二就是慈善其实是有魅力的。人在做善事时，大脑分泌出的催产素、多巴胺、血清素，让你容光焕发、志气高扬。有一位心理学家就发现，女性在做慈善的时候，特别容易引起优秀男人的爱，为什么？因为她有一种圣母的光辉，特别容光焕发，这种魅力其实是很可爱的。所以要从积极心理学角度讲慈善，而不是从道德的要求来讲慈善。

寄语

吴小莉：又到了毕业季，每一年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想听听您想跟学子说什么。2022年疫情时，您说要“坚韧”；2023年您说要“成就彼此”；那2024年呢？

彭凯平：2024年，我觉得应该“憧憬未来”。我相信人在走弯路、走下坡路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在前面。应该把我们的思路从怀念过去、沉浸过去，变成憧憬未来，为未来而奋斗，从消极、被动地应对，变成积极主动地追求，所以年轻人还是要勇敢一些、大胆一些、未来导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