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为何沦为社会底层？

与此同时，终身教职的比例越来越低，书中写道，美国各院校本世纪初的终身制教职员工比例从1976年的45%下降到25%，如今还在继续下降中，大多数非终身教职人员的续聘机会十分渺茫。

教职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也会合流，比如性别不平等。在美国，大学教师身份长期以来都是体现男性专业知识的象征，也是专业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这个角色在功能性上瓦解时，它的性别特征也随之模糊。大学教师变成了支持性的角色，更多男性教师被更愿意支持学生、与学生沟通交流的女教师所取代。但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不平等，因为女性教师始终处于收入较低、地位不高的境地。

按照美国2013年的数据，在职教授中的男性占 69%，副教授中的男性占56%，助理教授的男性占48%。由此可见，近年来新入职的助理教授层面，女性占比已经明显高于过往。但它未必是性别平等的证明，因为非终身教职中，女性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她们的上升空间更为狭窄。她们之所以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仅仅是因为大学教师在功能上的转变，更加趋向于服务性，同时，这份职业也因为按需而定的现实，缺乏足够保障。或者直白点说，美国大学女性教职人员的增加，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成本考量，因为她们工资更低，而且不怎么占用未来的上升渠道。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即“对女性作为个体劳动者的歧视减少，但当女性入行之后，职业歧视则会增加”。一些看似推动两性平等的手段，在真正实施后，又加剧了不平等。并非只有高校领域如此，调查显示，进入男性主导领域的大学毕业生，起薪远高于那些进入女性主导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律师领域也很类似，2/3的律师是男性，但85%以上的律师助理是女性，这意味着在律师领域，女性的上升渠道和在大学里一样狭窄。

同样逻辑，当一个“临时工”竭尽全力、战胜无数人、获得终身教职后，他们也会成为目前高校体制的捍卫者，继而使得这种机制更为固化。

终身教职和临时教师的分化，不仅仅在高校内部造成了隔膜甚至阶层，还影响了高等教育。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生，因为所面对的教师不同，接受的教育也有着极大差异。完全没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的临时教师只能充当零工式的教学机器，仅仅为学生提供“课程商品”，而且全社会的实用主义驱动，更加使得高校教育从启蒙转向“实际”，无论学校还是学生，目标都变成了就业。正如有人所评价，“学生以及家长是购买学分的消费者，文凭成为打开就业市场的敲门砖，知识用完即弃，理想遥不可及，校园里满是赶时间的人。”启蒙理念下的“个性化”也变成工厂式的标准化生产，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固化。

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发布了《1940年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制教职原则的声明》，其中表达了终身制教职的基本理念：

研究自由是探索真理的基础。教学方面的学术自由对保护教师教学权利和学生学习自由权利至关重要……终身制教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具体包括：

（1）教学、研究和校外活动的自由；

（2）足够的经济保障，使该职业对有能力者（不论男女）充满吸引力。

出于学术自由和经济保障的考虑，设立终身教职制度，对于院校成功履行其对学生和社会的义务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这不仅仅是一种要求，也是理想。支持者会将第一项条款视为真理，因为学术自由意味着思想的多元化，当高校乃至社会包容这一切，就不会因为无法容忍异端而迫害知识分子。但反对者则无法容忍“永不会被解雇”的特权。

不过不管怎样，在只有不到5%的成年人口拥有本科学历，大萧条导致的失业阴影仍然人心有余悸的当时，这种对高校教师的保障是一种社会需求，也是人心所向。但到了今天，这种理想化确实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有能力的人越来越多，却大多数被排除在终身教职之外，因此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也成为美国社会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