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加班第一案：打工人的职场反击

北京东三环一家写字楼内加班的人。这种场景，在互联网大厂，非常普遍。（@视觉中国 图）

在具体生活中，这往往被称为“弹性工作制”。对于这个名词，梁萌非常熟悉。

2012年，她正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做劳动社会学研究。她的师弟师妹一批批进入互联网企业，彼时很多互联网企业蒸蒸日上，筹备上市。其员工工作光鲜，收入丰厚。

她决定把互联网公司作为研究的田野，进到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化名“易万公司”）实习了4个月，写下79篇田野日志。而“弹性工作制”则是她观察到互联网员工的日常。

“我们不打卡，弹性工作制也并非天马行空，会有一个核心时间。”梁萌在产品部门工作，核心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程序员更晚，为11点到晚上8点。”

她实习快结束时，易万公司开始推崇“狼性文化”，随之调整管理模式。

一是通过绩效考核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标与关键成果），把工作变成“透明和被监控的劳动”。相比于此前的一般一年两次考核的KPI，这种考核方式颗粒度精细到月，甚至到天。同事、领导都能看到你所填写的OKR，这在暗示，“你要更加努力与其他同事协同。目标被分解得更详细，时间压力也会更大更明确。”

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以项目团队方式工作，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给予项目开发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如果不加班，不仅影响自己的工作，还影响整个项目甚至客户的收益。梁萌说，这样的工作方式，使员工“不得不在非工作时间去回复信息，经常开会”。

恰恰是因为“弹性”，没有人清楚你工作了8个小时，还是12小时，只在乎绩效是否完成。每一年绩效增长，工作时间就要延长。有一位朋友，怀孕了，晚上9点打车回家，还能在车上接到经理电话，线上开会。“后来越来越疯狂，大家认为这个是必要的，（加班）成为隐性的制度化。”

2022年3月，汪子元和李雪收到一审判决书，他们需要决定是否上诉。一审是围绕诉讼请求，二审重点则不同，“我们要指出一审判决存在错误，结合问题举证辩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改判。”

恰恰是从“不定时工作制”中，汪子元找到了转机。

边界的侵犯

蹊跷的是，李雪的合同上，既写了上班时间朝九晚六，又写了不定时工作制。

汪子元认为，一审判决，面对现有法律法规存在明显错误。在前述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例中，最高院写明，根据《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有严格的适用主体和适用程序要求，比如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人员、部分值班人员和其他因工作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职工。而且这得经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用人单位才能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否则不能实行。

在二审庭审中，关于加班事宜，法官仔细询问公司，不定时工作制是否经过审批？

被告答，没有。

弹性工作制诞生之初，散发人性之光，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纳入“梦想、自由、平等”文化的表现，然而到如今，却变为打破工作与生活界限的重要原因。

在深入观察互联网企业后，梁萌得出一个略显讽刺的结论——有时候反而是那些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的大型互联网企业，组织内部的加班更频繁。

在管理学里，边界理论认为，工作、生活和休闲三个不同区域之间有明显的边界。然而弹性工作时间，使得边界本身变得模糊。一旦工作向生活空间渗透，打破边界没有任何道德和制度的压力，“让工作侵犯到你生活和休闲的时间更加容易，没有人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疫情加速了一切。梁萌以自己举例，疫情时，她大量使用线上会议等工具，线上工作的便利性呈几何倍数增长，也为突破工作和生活界限提供非常多便利。

看起来，弹性工作制会被打工人当成一种资源，可以灵活安排工作和生活，但恰恰是这种资源，反而制造了提高工作对生活渗透性的机会，“这个资源是个双刃剑，大部分人并没有看到两面性”。

最后的问题

汪子元代理的李雪劳动争议案二审胜诉。在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公众号中，二审法官郑吉喆提及，改判是因为证据中的一份假期值班表引起他的注意。

值班表里，不仅明确时间安排，还对工作内容有规范要求，比如“收到用户需求先在群里回复一句（30秒内）”“处理文章（2分钟内完成）”等。而作为运营主管，李雪有50多个工作社群，周末假期也经常排班。

他意识到，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工具由实体化向数字化转变，随之也产生了加班“虚拟化”“隐形化”的问题，但“隐形加班”并非法律上的明确定义，之前也没有法院在判决中做出相关裁决。

因此，几经研究，他提出“隐形加班”的标准为“付出实质性劳动”和“明显占用时间”。最终，判决确认李雪的劳动付出，酌定公司支付李雪加班费3万元。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结局，也是一个身心疲累的结果。

从劳动仲裁到一审、二审，李雪耗时2年多。她最终婉拒了采访邀请。

“可能从法律界、媒体来讲，这是好事，但对她而言，影响不好。”汪子元解释，若是站在用人单位角度，不太愿意聘请这样的员工，会觉得这样的员工不好管理，“通俗点讲，刺儿头”。

这两年，部分互联网企业增长放缓，甚至也开始放弃采用OKR来考核员工了。梁萌回访了当年在互联网工作的同学，他早已预见了自己的结局：因为年龄，被裁。

在《加班》一书的结尾，梁萌写道，“那些横空出世的互联网公司，为何又在短短数月间如流星般陨落，只留下愤怒的消费者、茫然的员工和散落在城市角落的物料垃圾。”

这一切，已经足以让人反思，“有必要那么快吗？”

（经受访者要求，李雪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