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成绩单、建家长群，大学管理的边界在哪里？

记者/ 梁婷 实习记者/何欣欣 乔雨萌 黎桃菲

编辑/刘汨

“大学管理的边界在哪里”是许多人的疑问 | 资料图片

疫情期间设置的校园门禁，也一直保留了下来，林慧颖说，如果超过门禁时间，还有学生刷脸进出，学校就会提取数据，要辅导员调查清楚，学生为什么晚归，为什么那么晚还出去？当天下班前，做好记录交给学校。但汇报之后，也没有任何后续。

在安徽一所大专院校，工作了11年的辅导员张磊告诉深一度，他所在的学校目前虽然没有寄成绩单，但也从今年开始建了家长群。

从教育的角度，张磊不赞成这样做，“你在把大学生当小学生看，对他们的成长是十分不利的”。但学校强制要求，他必须遵守，随时在群里更新通知，防止家长因为学生的事情找来，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对学校的“安全稳定”造成挑战。

为了安全，有些高校正在以一种极度细致入微的方式管理学生。张磊说，现在，但凡涉及到学生出校门、请假，一定要联系家长知晓、同意。如果有学生找到她请假，提到要去爬山、去海边，这都会被认为是“有风险地方”，他一定会问“你家长同意吗？”

他解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以前有学生假期去海边，下海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家长质问学校，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为什么不跟家长讲一声？学校难以辩驳。

据张磊的观察，对学生的管理，疫情可能是个分界点。当时，学生不能出校，每天晨午晚报三遍体温，还要做核酸、填表。学校发现，这种“台账式教育”有利于降低风险，疫情之后，也延续了下来。简单理解“台账式教育”，就是学校把对学生做过的所有工作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家长找来，学校可以说，“我做过了，你找不到我的麻烦”。

而这些工作都需要辅导员去完成，比如，张磊每个月要与所有学生有一次谈心、谈话记录；谈话尽量面对面，实在没时间也要线上沟通，然后把聊天记录上传给学校；每个月还要有不少于10次的查寝记录，以及5次和学生一起吃饭的记录。达不到指标的辅导员，会被扣绩效。

林慧颖还肩负着反电诈的责任。对此，她也很无奈，“学校开展反电诈教育，让学生意识到风险，这都没问题。但现在演变成，学生一旦被诈骗了，学院考核要扣分，辅导员也要承担责任，会被定性为教育工作没做到位”。

这是怎样一套逻辑？林慧颖进一步解释，在国家大力打击电诈的背景下，电诈报警率会直接和当地政府的考核挂钩，而一些政府部门会把这样的考核加诸于学校。当地的公安局会统计每个学校有多少学生被电诈，报警越多，越说明学校的反电诈工作不到位，相关的老师，不仅要扣钱，还可能受处分，校领导也要被约谈。

林慧颖说，在这样的模式下，一旦有学生报警，属地派出所就会给辅导员打电话，希望去做学生工作，撤回报警。“我真的没那个脸来说这个话”。

“压力使得学校很多精力都花在学生管理上，而不是教育本身”，林慧颖发现，这几年，学校做事的出发点，不是考虑是否利于学生成长成才，或者帮助学生成长为一个独立、有担当、负责任的个体，而是“怕学生出事”。

她感到遗憾的是，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好像忘了，自己管理的对象很多已经年满18岁，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能够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自然人。她觉得，现在一些管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看低了学生的能力，“是高等教育的本末倒置”。

现实的掣肘，立场的差异，使我们很难就某一行为的对错达成共识，但是，或许有一些共同的期待从来没有变过。

就像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的李静雯，在采访中提到的，她想象中大学的样子——

“学的知识专业化，可以包容各种观点；有更多自由时间去发展技能和兴趣爱好；管理模式人性化，人文关怀多一些，自由的权利更大。”更重要的是，“大学不应该被围起来像一座孤岛，好的大学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