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耶鲁博士在中国养老院的13个月
【编者按】
近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一篇自述中提到，母亲今年85岁，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在50多岁的年纪，他变成了一名“全天候护理人员”：制作软质食物；喂饭；清理地板痰渍……
在这个老龄化社会，“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
葛玫（Rose K. Keimig)曾长时间地身处一群被照护者之中。2013年起，她作为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在中国昆明的一些养老院进行田野调查。调查持续了13个月，她看到了衰老不可避免的残酷，残酷之外，老人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却是很多人所不知晓的。
2023年，她把研究发现集结在著作《谁住进了养老院》（Growing Old in a New China）中出版。如今，照护者的声音逐渐被听到，我们或许还可以抓紧时间悉心聆听那些被照护者的，在他们仍然能沟通和对话之时——老后，他们究竟希望被怎样看待和对待？
“坏人变老”与“养儿防老”
近年来，市场经济观念将“互惠原则”重新定义为“理性计算的平等交换原则”，然而当代老年人由于之前挣的工资非常低，无法采取这种交换。此外，居住空间缩小、子代收入提高、孙代减少都阻碍了多代同居，切断了这条老父母为家庭做出贡献的主要途径。尤其是残疾和无法自理的父母，无法参与到代际交换中，只能作为受惠方，这就增加了他们的内疚感和负债感。
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们应对亲子关系失衡的策略之一。策略之二，是为孩子提供无形资源，以代替有形资源。例如，张爷爷觉得，主动搬进养老院是给予女儿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间、金钱、空间和自由。他力所能及地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或至少是感觉上的和谐。
（2013年9月，田野调查开始之前）母亲转到神经康复科后，父亲和我开始商量照护计划。他还在全职工作，我的两个姐妹也是，所以我本想持续推迟实地考察工作。父亲反对我这样做，要我去中国，说他们会解决的。
本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个人尽孝（或父母尽仁，看你怎么看了）的行为。
澎湃新闻：看你写根据传统文化，父母以“仁”来应对儿女之“孝”，老人们为了“仁”而搬入养老院。我想到了两个人互相鞠躬的画面。他们都想要鞠得比对方更低，结果鞠起躬没个完。
葛玫：有意思。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确实以为会和很多愤怒的老年人交谈，他们可能谈到自己被家人遗弃、说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感到很惊讶，这种情况很少。
澎湃新闻：在中国，受到“孝道”影响，我们倾向于更相信老年人，一旦发现他们不可信，会比较受伤，所以会有“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这种特别的说法。你觉得，到了现代社会，中国“敬老”的传统还能延续下去吗？
葛玫：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大学里读到中国传统的时候，感到非常新鲜，它填补了我思想观念上的空白。这种思想是可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践的，切近于日常生活。
我个人会把老年人等同于自己，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特别高人一等的地方。有的同龄人对我很好，有的想利用我，我想，他们到老也是一样。老年人只是人生经验更多。我尊敬别人的人生经验。
澎湃新闻：你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希望得到怎样的照顾？
葛玫：我最近常思考这一问题。我今年四十岁，可以预想还能独立地生活三十年，希望如此。对于三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我可以理想主义一点吧。
我希望住进一个社区，有好的医疗服务，如果我需要疼痛管理，我能获得。有足够多在意我的人围绕着我，与我分享一些智识上的兴趣。
我希望住进一个房子，大家各有各的厨房，但又近得可以分享各种东西、互相照顾、互相倚靠。即便我病得下不来床了，我还处在各种与人的关系之中。仍然有人来与我说话，我还能对群体发挥作用。
我的孩子和孙辈能来看望我，也能离开。
我从前总是很乐观地畅想科技能改变多少，生育的经验让我最近更多地知觉到自己身体的脆弱。
不过，我还是挺希望看见新科技能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把我搬来搬去，护理我的人能少干一些体力活。
澎湃新闻：你打算直接向你的女儿提出“来看我”吗？
葛玫：会的吧。我父母也不会对我提“来看我”，但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们要求我每周日给他们打电话。这种直接的要求挺好的。
不过，如果我要我女儿来看望我，她说“不来”，我也不会很生气。我会说“好吧，下周再来”。我希望她可以说“不”，我理解她有别的事要忙。
澎湃新闻：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对于传统的“养儿防老”很反感，认为当父母的不可以这么想。你怎么看？
葛玫：你如何照顾一个人，和你将得到怎么样的照顾，我想确实是有联系的。孩子是从父母如何照顾自己来学习自己应该怎么照顾别人。
但要是寄希望于他们来照顾自己，也可能失望。
我不是为了让我的女儿未来照顾我，才生下她。我们可以把家庭想象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她需要作为家的一部分去照顾它、照顾不同的人，但并不对我个人负责任。她不必成为未来唯一一个我能倚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