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潮下的“编外人”：有人干了8年没有赔偿，有人适应不了任何工作，想重新回去当合同工

记者/梁婷 实习记者/张瀚允

编辑/杨宝璐

近年来，编制考试的竞争也越来越大

得到的、失去的

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在山东一个“国家单位”工作了7年的吴晨晨，虽然还没有被清退，但一直“提心吊胆”。

7年前专科毕业，应聘这个单位时，她“非常天真”，对事业编、非事业编的界限认知模糊。她所在单位的用人合同有三档，最好的是在编；其次是和分公司签聘用合同；最差的就是以劳务派遣的形式签的第三方合同——她就是这种。但她相信，只要自己认真工作，一定会出头。

开始的时候，作为货场保管员，她在两年之内就拼到了班长的位置，大领导来检查，总是她负责迎接、讲解。

但后来她发现，去外地培训、开会的机会永远轮不到她。她想争取和分公司签合同，得到的回应却是，“你找不到人弄不到”。她想入党，拿着自己参加志愿活动、做公益的记录给领导时，对方答复她，选了另一个人，理由是“人家是在编的，就要优先考虑，你那些都没有用”。周遭的环境也越来越强势地提醒她有无编制的不同，换领导之后，事业编和非事业编原本统一的饭卡，也换了两种不同的颜色来区隔。

她终于意识到一个现实——自己看似被需要，其实就是一个边缘的透明人，“别人看不见我。”

她只有过一次“被看见”的机会，但结果更差了。三年前，她被调到了本单位的应急部门做调度，去之前，领导允诺她当主管。很快，部门改革，没有了主管的岗位，她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值班员，至今如此。吴晨晨形容现在的岗位，“完全是一个闲职”，她负责应急、调度工作，日常“除了看监控也没什么别的活儿”。

看着越来越多清退的新闻，吴晨晨清晰地感知到编外人员面临的解聘风险，她很想出去拼一拼，但又害怕外头的不确定性——怕裁员，怕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在稳定的体系工作了七年之后，尽管只是作为编外人员，吴晨晨觉得还是和外面不一样，毕竟现在是在给国家打工，虽然只有三千多块的工资，但起码“国家单位”不会突然倒闭。

只是，当她想要改变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直面变化的勇气和能力。最大的挫败感也来源于此，电话里，吴晨晨有点哽咽地说，“我不知道我这种比较差的人应该找什么工作”。

刚参加工作时，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专科学历而觉得低人一等，现在，自卑感越来越强烈。她想升本科，咨询后才知道，即便通过专升本的考试，升入本科之后，如果想要获得学士学位，还必须考学位英语。“想救一救自己”，但她总是无法投入学习，温水煮青蛙这么多年，她没学到什么新技能，考过几次本单位的编制，都失败了。

更沮丧的是，临近30岁，她发现，那个积极、阳光的自己消失了，“我的感觉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差”。在仓库保管员那两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货场经常刮伤，她也觉得值得。吴晨晨说，现在，哪怕什么都没干都很累，患得患失的，看不到希望。

稳定的过去再也回不去了。38岁的赵丽媛被清退后，来到一家小公司做前台，单休，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其他福利，她内心落差非常大。

在“体制内”的16年间，她享受着便宜的饭堂，早餐2块、午饭4块，还有可以午休的宿舍。工作也简单，负责迎接创文、应对突击检查等，大多是“不用过脑的”执行工作。现在，做一份一小时的会议记录对她来说都很费劲，领导讲得太快，没重点，她跟不上，只能录下来，会后再整理。以前开会她都是“坐在那里玩”，现在“要认真听了”。她没办法适应，工作三个多月后，就从这家小公司辞职了。

被清退时，赵丽媛只拿到了一个月的赔偿，有人建议她“硬刚”，她不敢。爱人也在体制内，她怕影响爱人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她对“体制”心怀感激，几年前，赵丽媛身患疾病，严重到无法工作，但单位一直保留着岗位，每个月还给她发工资。现在，她只想再次进入“体制”内，考编制是不可能的了，她已经超过了35周岁的上限，但编外或许还有机会，她说：“不在乎钱多钱少，在外面太难了。”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除研究学者外，其余人物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