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急奖55万“为国生娃”， 反倒捅破了东亚不生育的苦衷
✪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
【导读】随着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生育率受到各界关注，也成为代际观点冲突的一个核心。同时，全球各国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情况也被用于分析比较。总体上看，东亚典型发达国家日本、韩国的生育率都严重偏低，近期，韩国甚至出现生育奖励一亿韩元（约人民币55万）的新闻，但仍有一些评论表示“意义不大”。那么，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国际数据对比，寻找了一国生育率与发展阶段的关系规律，指出：社会流动性强弱，是影响较高发展水平国家生育率的关键因素。
一国的生育率，主要呈现三种样态：低经济发展水平、高生育率；经济快速发展，生育率随之降低；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类极高程度，生育率回升，出现“趋中律”。但是，如果一国的社会流动性较差（例如希腊、日本、韩国），贫富差距过大、性别平等不足，生育率就不会遵循回升、趋中的规律，人口数量降低的趋势就无法逆转。简言之：分不好蛋糕进而影响继续做大蛋糕，就会抑制社会生育意愿。
学者将代际流动和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值，拟合成了一条“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就中国情况而言，1990-1995年的数据基本与该曲线吻合。但之后的时间里，社会贫富分化程度增加，社会公共福利保障的跟进也有所不足。综合社会情况和各项指标，中国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继续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各人口群体提供平等的上升机会，尤其为女性提供更公平、友善的职业环境。其中降低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阻碍，切实减少非正规就业，也是关键一环。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原题为《社会流动性如何影响生育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社会流动性如何影响生育率？
▍引言
人口研究领域的绝大多数学者已达成一个共识：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长期以来，主要在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相关研究文献也多把一般表述的经济社会发展用一些具体的因素或变量来呈现，用以解释生育率的下降。不过，如果只是平铺直叙地回顾汗牛充栋的相关经验研究，不仅会遇到挂一漏万的难题，而且往往也会导致逻辑上的不完整。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逻辑简洁有力的框架，据此对解释生育率下降的相关理论做一个高度概括的综述。
在这方面最基础的理论框架是人口学家提出并逐步完善的“人口转变理论”。该理论揭示了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而趋于下降的原理和机制，指明了人口转变经历的三个阶段，即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组合的早期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组合的过渡阶段，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组合的新的人口阶段。在世界各国人口转变的历史中，这个具有历史纵深感和宏大视野的理论假设得到了反复验证，主要表现为生育率下降。
而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的经典贡献可以概括为“孩子效用论”，即认为孩子像耐用消费品一样对父母具有实际效用，因此可以从家庭微观决策来解释人们的生育意愿及其变化。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可以说是这一理论框架的集大成者、现代形态的奠基者和代表性人物。他指出，父母对孩子有实际意义上的需求和情感上的依赖，并从孩子身上获得满足。在此基础上，诸多研究者都尝试找出影响生育行为的具体变量，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进行经验检验。
依据“孩子效用论”的分析框架，家庭的生育决策是对生育孩子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一方面，家庭从孩子身上预期获得的效用可以包括：孩子作为家庭劳动力，以就业收入供养家庭；子女，特别是男孩承担家庭养老责任；从养育和培育孩子中获得乐趣及成就感，并在老年时期从子女身上获得精神慰藉。另一方面，家庭在孩子身上也要付出不菲的成本，包括花费在生育、养育、教育（简称“三育”）上的直接支出，以及与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就业、家庭物质消费和娱乐支出、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取舍权衡的机会成本。由于这些收益和成本的内容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在不同发展阶段迥然不同，人们的生育观和生育意愿也具有随发展阶段而变化的特征。不过，虽然研究者普遍接受的这一理论范式对于生育率的下降具有更好的解释力，但一旦低生育率成为普遍现象因而需要探讨提高生育率的因素时，上述传统范式便颇显捉襟见肘。
▍结语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遏止总和生育率降低的趋势，使其尽早产生向更可持续更替生育水平回升的势头，从而稳定人口总规模。迄今为止，各国的经验表明碎片化的生育鼓励政策通常难以汇集成期望中的生育率变化趋势。同时，既然人们普遍接受的理想子女数约为两个，那么更替水平生育率可以被看作一个普世的生育率。因此，在理论上存在一种分别从更高和更低的实际生育率向这个普世生育水平移动的趋势，或可称为“趋中律”。趋于降低的社会流动性，再加上造成这种现象的体制因素，都发挥着不利于生育率向普世水平趋同的作用。本文的政策意图正是找出那些具有公共品性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做出改变的因素，通过促使其发挥正面作用来改变人们的长期预期，从而改变其生育意愿及行为，把生育率的变化扭转到符合“趋中律”的轨道上。
在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多种因素中哪些因素更加重要，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可促进就业扩大，使生育率从较高水平向更替水平或普世水平下降。在成为高收入国家或者即将跨过高收入国家行列门槛的阶段，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往往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此时，市场机会的式微也会产生社会流动性减弱的趋势，推动生育率在普世水平之下继续下降。而应对这个阶段的双重挑战，即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稳定乃至提高生育率，则需要进一步消除体制性障碍，推进符合现代化共同特征的制度建设，进而保持和增强社会流动。
良好和稳定的预期既源于初次分配领域的机会均等性，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倚仗基本公共服务等再分配制度安排，还有赖于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及保障。就中国来说，促进社会流动和提高生育意愿需要从推进公共政策调整、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着眼。从促进发展的改革红利、应对现实挑战的紧迫性进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出发，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应该作为突破口。首先，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让更多大学毕业生、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在城镇落户，同时提高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其次，整合社会政策内容和措施，以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充分和均等供给为目标，建立和完善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再次，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同时发力，显著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阻断阶层固化以及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最后，推进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赋予和谐劳动关系以更富有时代感的内涵，从岗位本身和维护权益两方面提高就业质量，在与其他社会政策的配合中促进性别平等。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原题为《社会流动性如何影响生育率？》。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