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亿人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厕所革命？

导读：厕所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改善厕所问题，绝非建设标准化厕所、增加公厕布点那么简单，其背后是与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国家建设能力、与城市空间安排相关的规划能力、城市处理能力等，本质是国家能力的体现，包括财政能力、技术能力、制度设置能力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晓映】

2015年以来，中国在经过沼气厕所、卫生厕所的两轮厕所革命后，乡村再次开启厕所革命，并将其作为乡村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环。

但笔者在基层调研中了解到，关于厕所革命，多地却啧有烦言，甚至成为干群矛盾的冲突焦点。

截至当前，各地厕所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但在多次“回头看”检查过程中出现问题，反复整改、反复“回头看”，国家资源投入多、基层工作压力大、群众却对改厕效果不甚满意，这些现象如何解释？

作者供图

按中部某省的要求，每村建设一座公厕上级补贴3万元。由于设置了考核指标，上级也有资金拨付，每村一公厕基本全覆盖。但问题在于：

其一，乡村本来人口少，且都有自己家，村委会为了工作方便，一般将公厕建在村委会边上，甚至公厕负责单位并非农业部而是组织部，因为这属于村委会建设的一部分，因此，很少有人需要使用公厕；

其二是公厕建设后的打扫、设施维护、日常运营问题，都是由村里负担，虽然保洁不用额外再请（如北京则需要再请专门的公厕管理员），但水电、维修需要支出，大部分村庄承担不起这些费用，因此将公厕锁上，不使用。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厕所革命

厕所从器物到文明的转型，伴随着知识霸权。从早期到现在，厕所一直是西方对中国、现代对传统、城市对乡村的改造过程，农村的厕所要和城市的一样干净，要变成冲水的、无菌的厕所。

中国的厕所革命正如埃里亚斯对文明的进程所言，这是一种在文明话语霸权下因为羞耻、难堪等原因进行的将外部文明强制“内化”为自我强制的过程，处于由外向内的反应阶段，无论早期的点状外宾厕所，还是当前范围涉及全国的乡村厕所革命，其呈现的国家能力强大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差异，而其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一致的，是一种文明落后观下对乡村的改造。换言之，对于厕所的重视与关注的背后逻辑，始终没有从外部震动走向内部自觉。

周星教授在《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一书中提到了“文化自觉”，让人很有启发。文化自觉是一种以我为本的状态，去接受本土与国外的文化，周星教授认为当前的厕所革命已经走到了文化自觉的阶段。但如果从前面的调查经验来看，这还远远不到。

在乡村中，一般家庭都在早期建房时自觉建设了条件很好的厕所，在很多南方地区，各家建的小楼房会安排两三个卫生间，以供家人和客人使用，在改厕和污水管网铺设时既简单、群众的意愿也很大；但对于年纪大的老人来讲，厕所本身没有改的空间，他们也没有改的需求，最后却在指标要求下强制改厕。

在多次改厕工作“回头看”检查以及暗访工作中，出现的厕所问题，本质上是改厕工作推进过急，群众没有准备好、政府的财力没有准备好，最终或者老百姓因习惯问题主动弃之不用，或者因设施损坏、粪污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等问题被动弃之不用。

我们承认，在全球化过程中文明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差异会消失，不同的文明、文化都会在了解与反思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存有自身的独特性。作为具有千年农耕文化的文明体，中国的乡村就具有这种独特性。

乡村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千年前就有的与猪圈一体的厕所，在当前很多山地、丘陵地区农村依然存在并被使用，他们仍然将粪污发酵后去浇菜园，遵循传统的生活方式，并形成内部的自循环；游牧文化地区的固定冲水式厕所同样与其生活方式不符，他们有一套与其生活方式相适配的厕所行为规范。但这种生活方式在现代话语体系下，就成为一种落后的代名词，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

我想，无论是部分农民的生活习惯，还是国家财政能力，都还没有真正走到以文化自觉的方式解决厕所问题的阶段。我们应该适当允许老百姓在保证卫生与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