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成人多动症

覃艳华

成为ADHD之后

白瑶从小就知道，自己在他人的眼中是个“坏小孩”，时间一长，她也不断地陷入自我怀疑。

确诊后，她没有松一口气，反而多了几分羞耻，和觉得前路更困难的悲楚。

有时，白瑶忘记赴约，跟朋友解释，这不是故意的，是真的生病了，名字叫ADHD。对方一个眼神，她就知道，又被认为在找借口了。

白瑶没有放弃自救。她会随身携带一个备忘录，事事都记录，但仍会有些遗漏。她买了一个儿童专用计时器，什么时间该刷牙、看书、学习，都要依靠计时器。

如今成人ADHD的讨论度变高了，分享的人变多了。如果公开承认，白瑶担心会被人认为“赶时髦”，但她也很难受，自己明明被医院确诊，凭什么不能提？

谢阳记得曾和前任说过自己可能有ADHD，但对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只是疑神疑鬼。”

有时连家人都无法接受孩子患病。子女努力描述症状，父母却在淡化，将一切都归于“哪个小孩子不这样？”“孩子小时候拖拉、懒散、淘气、丢东西不是正常的吗？”

无法互相理解的亲子会在诊室爆发矛盾。覃艳华遇到这种情况时也很无奈，不能达成一致就无法就诊，更无法治疗。

更多时候，覃艳华会在旁边解释，“本来你们孩子智商很好的，打个比方，按他的智商可以考清华，但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他只能考个二本的学校。”家属一听就明白了，大多都会选择配合治疗。

国内对于成人ADHD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但社会性支持仍不够。根据《美国残疾人法》和1973年康复法案，ADHD被认为是一种残疾，患者等同于残疾人，其权利受法律保护。

美国健康杂志《ADDitude》是一份专注于注意力缺陷障碍的杂志，它指出，雇主应该为ADHD患者提供安静的工作环境；允许降噪耳机或白噪音；有时或所有时间在家工作等。

患有多动症的学生受到美国州和国家法律的保护，保证他们接受免费和适当的公共教育。

雅思考试的官方网站也对ADHD患者提供相关政策：拥有25%额外的听力时间，即可以重复两遍听力文本；额外25%的阅读和写作时间；有监督的休息时间；单独的监考等。

知乎那个提问，有一位答主答道：“ADHD”的生活状态最像鲨鱼，那种一刻也停不下来的“胡思乱想”，就像鲨鱼在海里需要一刻不停地游，一旦停下来就会沉入海底。而朋友、家人，任何一个可以理解或接纳自己的人，都会成为打怪时杀敌的利器。

白瑶在讲述中，反复提及了好朋友给她的力量，在她马上沉入海底时，托住她。在她需要每天被酒精催眠的日子里，朋友经常陪她吃饭。一年后，白瑶戒酒了。

读高中时，白瑶还是休学了。半年后，她转学到了另一个城市，遇到了新的老师。高四那年，她需要重新回到家乡高考，历史老师把她送到了学校门口。在路上，历史老师说，你是我教过最好的孩子，你一定能考上你想去的学校。

“那句话温暖了我好多年。”白瑶也做到了，考入了理想的学校和专业，从事了从小就追求的工作。

现在的她更愿意站出来，分享身为“ADHDer”的经历，让更多的人，可以在黑暗中点亮前方的树根。

（文中白瑶、谢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