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50年的又一次突然袭击，战火中或隐藏着巴以和平新契机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源于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50年后，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杰哈德”（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也向以色列发动突袭。随着密集的火箭弹和激烈的突袭，巴以新一轮冲突震惊世界。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7日，加沙城，一名男子抱着一个哭泣的孩子走在被以色列空袭摧毁的建筑前。视觉中国图

跨越半个世纪的和平曙光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军界曾经一度沾沾自喜，为在战场上转守为攻并取得胜利而自豪。但在以色列国内，社会舆论和民众开始反思，第四次中东战争给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民族创伤。情报失误、出人意料、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最初几天表现疲软、伤亡惨重、补给依赖美国以及巨大的经济成本，以上种种促使以色列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彻查战争原因，并对政府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进行调查。

战争结束后不久，很多城镇爆发了针对以色列政府的抗议示威游行，一些以色列军方人物，比如当时驻扎在以色列南部巴列夫防线的预备役上尉莫蒂·阿什肯纳齐就组织了多场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彻查以色列政府在战争前的失职行为。1973年12月以色列大选中，尽管戈尔达·梅厄及其领导的竞选联盟不断鼓吹“战场胜利”，并继续保留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仍失去了多个议席。

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西蒙·阿格拉纳特组织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开始彻查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政府和军界的行为。1974年4月，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宣布包括时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在内的多名以色列军界高层负有直接责任，建议“去职”。

但是这份调查报告并未平息以色列民众的怒火，因为调查报告只是专注于以色列军队，而并未涉及以色列政府高层。1974年4月面对舆论压力，时任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被迫宣布辞职，1948年后独霸政坛的以色列工党，也因此遭到重创，最终在1977年的大选中，被梅纳海姆·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击败，开启了数十年的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并驾齐驱的政治格局。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另一个巨大影响，是增强了以色列舆论对于和平的诉求。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开始反思，战场上的军事胜利是否足够保证以色列长久安全？人们逐渐意识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巨大胜利造成了以色列的狂妄自大，从而导致了1973年的挫折。1971年，上任不久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希望摆脱与以色列的对峙状态，因此通过多个渠道向以色列提出了和平倡议，但是都被以色列拒绝。经历了1973年战争的以色列社会意识到，如果以色列在1971年至1973年间接受萨达特的和平倡议，战争本可以避免。

在以色列，第四次中东战争促使以色列民众深刻反思安全与战争的关系，进一步使得以色列三位总理——戈尔达·梅厄、拉宾和贝京同埃及展开对话，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于1978年同埃及达成了《戴维营协议》，标志着以色列和埃及的战争状态结束，为随后数十年里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奠定了基础。

当前内塔尼亚胡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色列国内舆论已经开始反思，为什么战争初期以色列会出现严重失误，长期针对加沙地区的封锁是否真的能够带给以色列绝对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不仅在南部面临加沙地区的军事威胁，在北部同样面临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境内亲伊朗的军事团体的威胁，在约旦河西岸同样需要警惕当地逐渐兴起的如杰宁、纳布鲁斯等城镇军事团体的威胁。如何保证漫长的边境线在未来不被突破，以色列是否如宣传那样“固若金汤”？以色列民众对国家安全的信心必然受到极大挑战。

尽管当前以“哈马斯”和“杰哈德”为代表的加沙地区武装派别在此轮冲突中占据先机，但是未来随着以色列反攻，必然造成更多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伤亡。未来数日，来自埃及等国的斡旋对于和平至关重要，但是巨大的人员伤亡、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和破碎的以色列政治信心，将成为巴以问题新的伤痕。

作为1948年建国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自诩为“安全先生”，但是此次“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显示出内塔尼亚胡领导下以色列安全机构的失职。已经被贪腐丑闻和司法改革风波冲击的内塔尼亚胡，未来恐怕难以挺住新一轮的政治风波。

但是此次冲突，很可能如50年前第四次中东战争那样，推动以色列国内舆论的反思。多年前笔者参加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年会时，当时还在世的以色列著名左翼作家大卫·格罗斯曼曾经表示，以色列现在很强大很安全，但是从哲学上讲，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永远强大，安全也必然出现漏洞。这次巴以冲突，很可能促使以色列社会重新反思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也可能给巴以和平带来新的契机。

（王晋，西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