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院长：在这特殊时刻，思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文/ 姚洋】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当口，如何理解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仍然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这个框架里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探讨党所开辟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及这条道路对于世界，特别是后发国家的意义。
在所有国家，现代化都包含转型和发展两个维度的内容。在转型方面，现代化意味着摒弃古代社会僵化和压迫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代之以现代社会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发展方面，现代化意味着民众收入水平和国力的不断提高。两者并不总是同步的，而且可能相互牵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两者的挑战更大，因为它们要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转型和发展，目的一方面是要尽早赶上先发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不得不时常面对先发国家带来的冲击，甚至侵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转型和追赶的“整体”解决方案过程中诞生的，初衷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造就一个平等的新社会。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双重奏，推动了中国转型和追赶的步伐。改革开放之后，党在实践方面与中国传统和解，汲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为我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和制度保障。由此，党领导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且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
人是第一生产力，而教育和健康是人作为生产力的主要衡量指标，提升教育和健康水平，就是提升人的生产力。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加重视普通人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平等主义理念，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提高多数人的能力比提高少数人的能力更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把务实主义作为行动哲学。民族自豪感是凝聚一个国家的重要思想源泉，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它推向极致，拒绝有损民族“颜面”的行动。在经济发展方面，这表现在拒绝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味追求高大上产业，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认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体面，受人剥削，发展高大上的产业才能够让自己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们不愿意与国情妥协，一味坚持所谓的“最佳”制度，尽管这些制度并不能发挥作用。
中国则不同。在经济腾飞的早期阶段，我国欣然接受发达经济体转移过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积累资本和技术，厚积薄发，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和坚韧的制造业体系，并在多个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不追求完美的制度，而是采取渐进方法，先建立“有用”的制度，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由此，我国的制度转型避免了苏东国家制度转型的阵痛，为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的务实主义态度和成功经验因而具有强烈的世界意义。
第四，执政党发挥社会中坚力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现在9000万的党员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党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地方。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党把不同阶层、不同代表性人群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国家的大政方针。由此，党和政府可以超然于社会集团利益之上，在可能的社会利益冲突面前保持中性，不偏不倚，致力于中国整体的长期发展。【24】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是有偏向的政府，不是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就是被民粹主义所裹挟，资源因而无法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虽然多数国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强大的执政党，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借鉴中国中性政府的经验，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即使是在选举民主下也可能构建中性政府。
国家的中性，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开始强调的，中国的国家就是斯密意义上的国家，这就是阿瑞吉给他的世界体系鸿篇巨著起“亚当·斯密在北京”这个书名的原因。【25】
中国仍然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未来三十年将是中国现代化的冲刺阶段。如果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完成政治和社会转型并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我们就不仅将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也将创造一条属于中国但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现代化的高潮时期没有对外扩张的大国，未来的历史学家注定要对此大书特书。在未来，中国也会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参见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张岱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2】自明治维新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日本的主导政治思潮之一。梁启超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参见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例如秦晖和金雁以关中地区为例，提出关中无地主的判断。参见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1996年。
【4】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5】Deininger， Klaus; and Lyn Squire. “New Ways Looking at Old Issues：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7（1998）:259-287.
【6】何二龙、姚洋：《中央苏区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及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影响》，CCER Working Paper C2022001。
【7】何二龙：《陕甘宁边区对女性教育的长期影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8】Yao， Yang， and Wuyue You.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Gender Gap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950-1990,” World Development, 2018,106:220-237.游五岳、姚洋：《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1950—2000年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9】黄仁宇：《黄河青山》，九州出版社，2019年。
【10】Prebisch， Raúl.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ress， 1950.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
【12】姚洋、郑东雅：《重工业和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13】Hu， ZhiAn， and Yang Yao. “The Great U Curve — Education Mobility in China in the Period 1930-1985,”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2017.，
【14】Friedman， Edward.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姚洋、秦子忠：《人性的差异性和儒家政治结构》，《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
【16】苏力：《大国宪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17】姚洋、席天扬、李力行等：《选拔、培养和激励——来自CCER官员数据库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19卷第3期。
【18】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19】福山：《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19】Bello， Walden， Marissa de Guzman， Mary Lou Malig， and Herbert Docena. The AntiDevelopment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manent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 p.xvi. Manila： Zed Books， 2005.
【20】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21】参见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十九章以及该章的参考文献。
【22】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张岱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23】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颐、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24】姚洋：《中性政府：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解释》，《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贺大兴、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25】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