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打野猪，总共分几步
无论走了多远，每人心中都有一个乡村情结。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里，值得用一组体验式报道去丈量“我们的乡村”。那里，富有烟火气息、鲜活生动的故事正在发生。
6月中的一天，宁夏固原某县，凌晨2点，室外温度5摄氏度。
血红色的皮卡车悄悄靠在山道边停下，轰鸣的引擎声音瞬间熄灭，车厢内外一片漆黑，只有无人机屏幕和三支快要燃尽的香烟闪烁着亮光。
“走，放狗！”老吴狠狠捻灭烟头，跳下车前他叮嘱我：
“胖子，山上根本没有路，你跟不上就别硬来，狗比你能跑！”老吴说话声音非常轻，是因为害怕担心声音太大吓跑山上目标。
等我整理好从皮卡车上挪下来，人和狗都已不见踪影。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黑暗的山林中独自凌乱。
人猪冲突
作为一名野生动物记者，人兽冲突是我持续关注的话题，无论是青藏高原的流浪藏獒，还是南京城内流窜的“网红猴”，或是上海社区中出现的貉，都曾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
有一种动物，我关注它的时间最长，那就是野猪。
近年来，随着全国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系列工程的实施，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野猪等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增长。由于野猪繁殖力强、成活率高、适应性广，天敌种群数量相对较少，使得部分地区野猪的种群数量激增，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兽冲突。
几乎每年春种和秋收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各地关于野猪下山祸害农田的新闻，被野猪祸害过的农户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
但事实上，由于野猪被收录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三有”名录）中，所以即便是野猪肆虐糟蹋庄家、林地，普通农户和百姓也无法捕杀，只能驱散，这就造成了人猪冲突的不断升级。
我前往的宁夏固原某县，绝大部分当地人依靠种地为生。因为缺水，农作物都是靠天吃饭。
“有时好不容易下了雨，雨停了猪来了，一年都白干了。”
说这话的老吴和我同岁，今年本命年，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不善言辞，但有问必答。
我俩之间的对话经常因为没有话题而被迫终止，但他只是笑笑看着我，从不主动打破沉默。
2021年，国家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陕西、宁夏等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试点各地开始组建狩猎野猪护农队。正是在那年，老吴成为了一名有证的合法“野猪猎人”。
捕获到的野猪。图/胡克非
我帮着他们用绳子将猪拖出山林，可以看到，猪已经死透了，胸口有明显的一个刀口。
抓到猪之后，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收狗。
抓猪10分钟，收狗收半宿
虽然有头狗带队，但是下到山林后，狗的行动是随机性很大的，狗是循着猪的味道进行追踪，嗅觉好的狗，可以闻到距离放狗点一公里外的猪味。
有时抓到了猪，但狗又闻到了其他猪的味道，继续追踪，就会出现狗没收回来的情况。
老吴告诉我干抓猪这行，丢狗是常事，有的时候一两个月才能找回来。
狗脖子上有GPS项圈，我们手里有追踪器，每条狗的信息都会出现在追踪器上，但在山林间GPS的信号并不稳定，每一条狗所在的位置也不固定。
我们大约在凌晨2点左右结束了抓猪行动，之所以草草结束，是为了照顾我，他们决定收工。但还有大约10条狗没有归队，所以接下来的2个小时，我们便开始了漫山遍野地找狗。
皮卡车几乎无视地形在山间穿行，皮卡的底盘不时传出和石块林地亲密接触的声音，听得我格外心疼，为了防止睡着，我决定和老吴聊天，但他其实并不需要和我聊天便可以集中注意力开车。
“这车这么开，能用多久？”
“这车抓猪一年就完蛋。”
“一年抓猪成本：一辆皮卡，大约12万元人民币。”我在笔记本中记下。随后我快速计算，杀一头野猪补助1850元，大约杀65头猪可以买一辆皮卡。
“一条狗大概多少钱？”我算完车钱开始算狗钱。
“这些狗都是我们自己繁育的，成本低一些，如果是购买的话，像二狗娃这样的抓猪老手，大概要卖10万元，其他的普通狗，也大概在1500元到3000元不等，好一点的上万。这些狗一个月大约要吃掉2500元，还不包括生病和战死的损失。”老吴说。
“你再算，这个无人机45000元，热成像仪2万元，再加上这些GPS定位线圈和仪器，也得小十万块钱。”
我边听边往本上记，“合着你抓这东西不赚钱啊！”
“谁跟你说赚钱了？赚钱干这个干嘛啊？”老吴一脚刹车停在了路边。
“走了走了！回家了回家了！”老吴举着追踪器边冲一团漆黑的山林呼喊，边吹响口哨，大概5分钟后，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最后一条狗，叫黑娃。
返回狗场时，已经是凌晨4点，但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几人协力把捕获的野猪丢进狗场的院中，老宇熟练地将猪肚皮划开，掏出内脏，随后便是狗娃们的大型吃播现场，干活的和没干活的狗一拥而上，把我们刚打到的战利品瓜分一空。
很快，一头100多斤的野猪就只剩下一张猪皮、几根骨架和一整个猪头。
这些剩下的东西，都要用编织袋装好，它们是去林业部门换1850元补助的凭证。
干完今年就不干了
离开县城前，老吴喊我吃饭。
几天来，我感受到了西北县城离谱的物价，一碗过油肉拌面要30元，几乎和北京的价格持平。老吴说，当地人的平均月薪大约在3500元左右，物价一直就是这么高，所以大部分人家平日是不出来吃饭的。
“因为出来吃饭的人少，饭店价格就越来越贵。”老吴说。
老吴曾在县城经营一家水暖店，家里有两个娃，平时都是妻子在照顾，疫情期间，水暖店的生意黄了，如今他变成了一个全职的野猪猎人。
老宇已经是退休的年纪，投奔老吴是为了玩，并非为了钱。
老刀最年轻，但却已是三个娃的父亲，因为贪玩，和老吴两人混在了一起，算是团队中的技术人才。
说到娃，老吴显得有些愧疚，“人家娃娃说起自己的爸爸都很骄傲，但是我家娃娃每次说到自己的爸爸是放狗杀猪的，我都有点难过，这听上去不怎么光彩，对吧？”
老吴明白，野猪猎人终归是玩，并不是个职业。抓到野猪可以从林业部门换到补助，但是对于被救助的农户老吴从来分文不取。
三人告诉我，自己并不是喜欢抓猪，而是喜欢养猎狗，抓猪是玩狗的衍生产物。但玩狗毕竟是一个成本巨大，并且抛家舍业的事情。三人都表示，干完今年就不再干了。
老吴决定接下来做点正经营生，让家里人的生活好起来。
“野猪是打不完的，但是人就活这么一辈子，大老爷们不能不管家。”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认可。
去年，老吴在某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并且开通了直播，无人机的画面可以连接手机直播，所有关注账号的用户都可以看到抓猪的“现场直播”。
在短视频平台，老吴卖出了一些设备和狗，还为一些无人机和热成像仪的厂家做代理，也可以赚一部分佣金，但对于养狗抓猪的开销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短视频给老吴带来了被“追捧”的感觉，部分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们在西北这个偏远的地方，从来没去过大城市，但是短视频让我们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也让更远的地方的人们看到了我们。”
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的流量，也让老吴开始担忧——不少没有合法资质和手续的偷猎者，为了流量开始上山抓猪，为了流量也会在抓猪的过程中采取一些危险或者不合法的方式，甚至还会抓到其他野生动物。
不少直播抓猪的人，已经偏离了最初护农的目的，变成了单纯地狩猎和换取流量。
因为没有合法的手续，抓到的猪也不去做无害化处理，这些都会造成一些不可控的后果，劣币正在驱逐良币，这就是流量带来的反作用。
我明白，老吴这里或许是流量最后抵达的地方，所以人们对于流量没有任何抵抗力。
老吴掏出手机给我看，在自己的粉丝群中，有不少人催更。“什么时候杀猪？晚上杀不？哥几个今儿晚上干一头300斤的！”
“这些粉丝是真心想帮助农民的么？”老吴反问我，但我却没有答案。
6月30日，国家林草局公布了新调整的“三有”名录，在部分地区致害严重的野猪已被调出“三有”名录。
已经回到北京的我给老吴转发了消息，他很快回复我：“看到了，但野猪也不能乱杀。”
我追问：“政策改变了，你明年还杀猪不？”
老吴的回复很简单，只有两个字：“不了。”
（应受访者要求，老吴、老宇、老刀均为化名）
作者：胡克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