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的剩余选择

到了发放降薪通知的那一刻，也就到了走与留的“抉择点”。武东感慨，“说实话，肯定还是想待在国企，或者换个其他国企。”

结语

降薪是企业在有限条件下，重新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人力资源从业者董冰表示：

“当初红利很多、公司发展很好时，设置绩效工资是为了给员工多发点钱。因为部分企业的升职流程极为复杂，基础工资又不合适频繁变动，绩效工资更灵活，可以随时做出调整。但回头想来，那几年也没多加几个钱，如今大环境不好，降绩效工资倒是完整赶上了。”

个体的命运无法脱离时代大势的影响。高速发展时，连时代的风沙都带着金子的颜色，落在个人头上，是薪酬的一路水涨船高；但存量收缩时，时代的风沙是暗淡的灰色，压在每个人头上，变成了一座座大山。

就像随着今年三大运营商削减福利补贴，不断有员工感慨薪酬下降，但这并不意味三大运营商现有员工的能力素质不如以往，他们依然是优秀的，只是没能赶上时代增长的风火轮，时也运也，大时代下个体能做的实在太有限，只是被动承受。

对公司而言，较之于裁员，降薪具有更多前置条件——同为降薪，国企比民企更能留人；大平台比小平台更能留人；降薪后，有能力、有资源的员工更不愿意留下；甚至在访谈期间，我们发现因为降薪与公司仲裁的人群基本都是高管，基层员工更偏向选择隐忍或默默跳槽。

“这也好理解，因为高管赚得多，”李杨解释道，“假设高管年薪200万，哪怕降薪5%，仲裁赢了都能赔一大笔，并且高管有更多灵活的时间，但普通打工人就是凭借出卖时间换取金钱，整个仲裁耗时耗力，好不容易赢了，最终赔偿5万元，中间损失了太多机会，根本划不来。”

对个人而言，降薪却成了大环境下“劣中选优”的选择。

毕竟，一旦当月医保停缴，下个月医保就无法报销，换句话说，只能使用个人账户里的剩余款项，无法进入统筹报销。

但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不断上涨的。以上海为例，2023年7月1日起，上海社保缴费基数下限调整为7310元/月，对灵活就业人员而言，每月最低缴纳费用是2595.05元，一年超过3万元，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裁员与降薪的最大区别在于：裁员的决策权在于公司，花的是公司的钱，公司决定由谁走，并支付赔偿金。但如果选择降薪，公司省了赔偿金，把“走与留”的选择权交到员工的手上。

作为职场人，现实是一场万流归宗的概率选择。人类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理性选择是大部分人的行为动机，无论降薪或跳槽，归根结底是一连串收入与支出的计算，试图寻找最小化自身压力的“相对安全方式”。

“在职的时候，对社保没什么感觉，因为公司会把所有的事都安排好，每个月我就是看看到手多少钱，但离职后，对社保的感受太强烈了，” 姜硕说道。失业后，她为了积分落户，决定不申请失业金，而是缴纳灵活就业社保。

“我现在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社保和房租，自己再怎么省，这些钱都没法省。所以，我一直跟朋友说：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现在的大环境下，切记轻举妄动，万一找不到合适的新工作怎么办？就算对降薪再不满，这总比裁员强，要珍惜降薪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