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的英国，因为做错这一点丧失发展良机

文/ 张瑾

19世纪科学和科学家职业日趋成熟，科研方法越来越复杂多样，学科领域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各类人才急剧增加，这一趋势在20世纪继续延续。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受过训练的各行业人才。科技活动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个人行为到社会行为的转变。科技推动经济突飞猛进，工业经济竞争激烈，国家肩负的科技责任更为重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各国政府开始设立资助和管理科技研究的专门机构。“二战”后，科技政策上升到国家层面，发展为独立的公共政策，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首先完成工业革命，其科技人才发展起步最早，科技实力也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未能适时调整科学教育和科技政策，导致科学教育和科技事业落后，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一战”后英国政府虽然意识到教育和科技的落后局面并力图改善，但因重视不够、投资不足和决策失误等原因而错失良机。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科技人才政策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层面的引导不成熟、不系统。尽管如此，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科技人才发展并没有受到局限，英国皇家学会等组织和各行业的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定程度提升，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在分析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才环境的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及其科技人才的发展变化，可以增进对这一时期英国科技实力变化的理解，并得以窥见科技教育和科技政策与国力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

英国理工强校--帝国理工学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根据《1899年教育委员会法案》（Board of Education Act 1899），教育部（Education Department）、科学和艺术部（Science and Art Department）被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取代。该法案规定，枢密院教育委员会可以下令将慈善专员或与教育有关的农业委员会（Board of Agriculture）的任何权力移交给教育委员会。1899年的法案还规定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向教育委员会提供咨询，并编制教师登记册。《1902年教育法》（1902 Education Act）用地方教育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体系取代了2568个学校董事会和14238个学校管理机构。它还规定了教育委员会在中学教育方面的权力。

此外，拨款援助制度也进行了彻底的重组，地方教育局必须提交所在地区的教育计划，上报教育委员会批准。1902年、1918年和1921年的《教育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育委员会的职责。某些次要的职能被转移到其他地方。1902年，有组织的科学学校成为教育委员会的A级（Division A）学校。政府奖学金范围迅速扩大，覆盖基础教育和中学教育。奖学金名额的增长速度非常快，1900年为5500个，1906年23500个，1912年52583个。20世纪30年代初的金融危机导致中央政府对中等教育的支持大幅度减少。在高等教育方面，英国政府从1889年开始向大学提供经费，1906年成立拨款顾问委员会，在此基础上1919年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简称UGC），此后该委员会长期主管分配国家对大学的资助款项。它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对大学资助的系统化和规模化。

“二战”前英国政府对大学管理并无过多干预，1919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一直作为英国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者和大学需求的传声筒，这一状况延续到1946年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职责发生改变之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面对世界经济竞争的加剧，英国议会在国内多年的舆论宣传和动员之下，开启了对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承担全部财政责任的新时期。随着大学社会功能的增强和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大，英国政府逐渐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资助。大学拨款委员会为大学持续提供教育资助，包括用于维持其研究活动的费用，例如新设备的成本和研究人员薪水等。“二战”前，政府只是单纯地向大学提供经费资助，由大学拨款委员会负责拨发，没有任何附带要求。战后，大学拨款委员会增强了干预大学发展的权力。

但英国大学对科技发展形势的反应迟滞，理工科的社会地位仍然偏低，对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依然不够重视。《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4）从法律上明确了技术教育的地位。在对该法的实施过程中，英国政府不断根据时代的需求和教育发展的状况等对其进行修正。20世纪下半叶该法依然在英国教育体系中有重要影响。

1945年高等技术教育委员会报告《高等技术教育：1944年4月任命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又称《珀西报告》（Percy Report），指出缺少具有管理、组织能力的应用型专家和人才是当前英国工业的最大缺陷，认为教育的不力是造成英国工业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报告提出了较全面的技术教育发展框架。

1945年12月成立的以巴罗勋爵（Sir Alan Barlow）为主席的“科学人力委员会”（Committee on Scientific Manpower）着重研究战后十年内英国使用和开发科学人力资源的对策。1946年出台的《科学人力：理事会主席任命的委员会的报告》（Scientific Man-Power: Report of a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又称《巴罗报告》（Barlow Report），是战后英国关于大学扩招与科技教育的第一份重要报告，认为工业的增长要求更多受过高级训练的科学和技术人力，并提出有组织地进行科学技术的训练以培养科学家的建议。20世纪上半叶，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迈进了新阶段。

四、余论

20世纪初，英国科技和教育政策的实施未能阻止帝国的进一步衰落，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未能发挥好主导国家科技和教育政策的作用，政府与科技界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结合，科技教育也没能满足英国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受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国家在财政赤字高筑和国际军备竞争的背景下，无法保证对科技和教育经费的高投入，时常出现经费消减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技的力量进一步彰显，决策者对国家与科技关系的认识进入新阶段。战后英国政府才更加重视科研的投入，进一步完善科技发展的应用和管理系统，改进高等教育培养体系，并开始重视人才的流动问题，加强各方面立法。英国的科技人才政策的真正形成与成熟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时期。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进程、引领科学技术发展、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影响非常大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着对全世界殖民和全球很多区域进行管理的经验。英国自古就有贵族和世袭人才培养的传统。在英国工业化的早期，能工巧匠和技术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手工业者的家族世袭和后来成立的行业协会来进行。同时，继承了教会制度下经典学院如牛津、剑桥老校秉承学术独立和自由的传统，先后孕育了至今无数青史留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作为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英国先后产生了一百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引领了一个多世纪的全球发展。但英国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长期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长期脱节，许多科技成果在英国本土无法优先被应用，导致英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实力落后于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