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合众声摘要：

有不少学生问过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敢于反对沙皇专制，而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却不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索尔仁尼琴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沙皇的专制与斯大林的专制比起来太小巫见大巫了。

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的应有之义

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斯大林模式类型的国家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颇感不快。斯大林就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某些原理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喜欢的是能够贯彻他的意志而自己没有想法的人。

王洪文

还有一件是9·13以后，十大上王洪文一下子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我们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我告诉父亲说，听人说是林彪要害毛主席，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所以得到毛主席的青睐。父亲脱口而出：这不是理由，那要是一条狗救了毛主席怎么办？可以给他任何东西，唯独不能把国家给他。我一方面觉得父亲的质问有道理，但同时又觉得父亲没有我那么无限忠于毛主席，就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父亲可能觉得言多必失，立刻沉默不语。

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我“做得比他们好”，那我的结局一定会比他们更悲惨。而我是以现在的处境设想当时的问题，显然场景不同，出发点就会不同。如果换做那个时代的我，我一定表现得比父亲更激进、更丧失理性和自我思索的能力。

其实我个人也是分裂的，一方面觉得父亲并没有做错，是被小人所害，但同时心底里有时也会埋怨父亲，为什么不看准风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呢？更过分的是，“文革”时风传此前台湾投奔大陆的空军飞行员徐庭泽原来是特务，嘴里装了发报机，用磕牙向台湾发报；而父亲恰好有早晨锻炼时磕齿运动咬肌的习惯，我曾经特意留心过他磕齿的频率，有一闪念想过，爸爸会不会是台湾派过来的人，牙齿里装了发报机呢？所以我可以坦诚地说，如果我在那个时代，不会做得比他好，如果我能够做得比他好，那我的结局将会比他更悲惨。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