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女离婚：一个23年的愿望

记者/纪佳文

编辑/刘汨

“放过我，也放过你”

王玉琼开始盘算着怎么多赚点钱，这样，即使离了婚，自己也有能力供孩子读书。

她想，自己做老板，怎么都比给人打工强。2021年，她拿着攒下的几万块钱，又从弟弟那里凑了些，准备和妹妹王玉涵一起开家按摩店。从办执照到选址都是姐妹俩自己操办的，她们跑遍成都的几个城区，最后定在了租金较低的郊区。

店面不大，摆了四张按摩床和一个小沙发，再往里走，是一个约四平方米的暗间，作为他们的厨房和餐厅。她聘请了一位按摩师，白天，三个人的工作和饮食就在这间二十多平米的店面里完成；到了晚上，她和妹妹睡在阁楼上的两张按摩床上。客人来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她刚端上饭还没吃一口，就又要出去忙活。

安顿好店面后，她还是向杨永成提出了离婚，“以前是你在外面跑，我始终都待在原地，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越走越远了，很难走到一起了。”让她下定决心的，是刚过去的那个春节，丈夫偷偷在她的杯子里下了药，她喝了以后就发现身体不舒服，连上楼梯的劲儿都没有。

杨永成在微信上说，自己给她放的是安眠药，“我敢发誓”。又在电话里劝她，“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孩子也那么大了。”他形容，自己在这二十多年里过的是“坐牢一般的生活”。

“你觉得痛苦，觉得亏，为什么还不放手呢？”王玉琼不理解。

她已经很确定理想伴侣的样子了，可以在她做决定时给她信心，给予她精神上的慰藉。“万千繁华，其实我能去到的地方很少，真正需要的东西也不多，你说赚多少钱，盖多大的房子，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还不是在这里上班，还不是睡张按摩床。”

杨永成显然不符合她的期待。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赚钱给两个儿子用。打电话说要离婚时，小儿子坐在王玉琼旁边。挂掉电话，她听见了儿子的抽泣声，两人抱在一起哭了很久。

父母的反对在她意料之中。在他们的观念里，离婚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两个女儿都婚姻不顺，会被别人看低。父亲劝她，既然两人已经分居这么多年，离不离婚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过年见几天面而已。

王玉琼反复问自己，“人家都说睁着眼睛找闭着眼睛过，为啥我就做不到了？”她对婚姻的理解和父母不同，她希望两个人是平等的，不管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能给对方价值感，如果都没有，离婚反而是一种解脱。

这之后，她又多次和杨永成沟通，对方说，“拖也要拖你四五年。”说急了，杨永成就让她把这些年他打工赚的钱赔给他。她觉得委屈，“他的钱给家里用，供孩子读书，我又没有乱花过他的钱，也没有一点算计他钱的想法。”

空闲的时候，王玉琼就在手机上听离婚相关的法律知识。她想起李旨军曾经打过官司维权，就托他帮忙找律师，提起离婚诉讼。她又骗父亲说开店需要证明材料，让妹妹回家把结婚证拿来。

那是个巴掌大的红本，皮质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字样，王玉琼不识字，摸不出来。结婚二十多年来，这是她第一次拿到自己的结婚证。2000年7月，父亲托熟人给他们办了结婚证，王玉琼甚至没有到场。

李旨军给王玉琼介绍了自己曾经的代理律师万淼焱。“女性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想不就是把握自己的命运嘛”，万淼焱说，她认识的视障朋友中，有一些“起点更高”的，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路也更多。可王玉琼不一样，“在她身上，是自发的成长、觉醒和改变。”

2022年2月，案子在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杨永成没有出庭，还拉黑了她的所有联系方式。

一个月后，法院以“夫妻感情未完全破裂”为由，判决不准二人离婚。万淼焱说，夫妻中一方起诉离婚，法院首次判决不准离婚的情况并不少见。接到万淼焱的电话，王玉琼哭了起来，“我想到今年春节，又不能回家了。”（《民法典》规定，明确判决不准离婚后，分居又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法院应当准予离婚）

像王玉琼这样，经家人介绍对象结婚的残障人士，李旨军接触过不少，有的女孩子十三四岁就被嫁出去，“就像家里丢掉一个包袱一样。”他也说不清楚，对于这样的女性来说，“有更多的选择”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没得选择的时候，她们可以嫁人在家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到了外面工作，就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即使像李旨军这样年纪轻、有见识的视障人士，婚恋问题也依然件麻烦事。家里也给他介绍过明眼人对象，可看看彼此的条件，总还是有种“相互将就”的意思。“现在大家找对象都挺难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视障群体）的选择更少一点。一个健全人，人家会想，我为什么要找一个看不见的？”

李旨军觉得王玉琼不像个“70后”，她的思想和年轻人更接近，他说王玉琼，“你再找（对象）的话，得找80后”。王玉琼自己清楚，以自己的情况，再找到另一半的难度有多大。她做好了顺其自然、孤身一人的准备，偶尔也会想，作为一个残疾人，自己是不是对婚姻的期望值太高了？

可聊天时，一听那些男同事感慨对象难找，“要还像古代那样包办婚姻多好。”王玉琼无法认同这种想法，就像自己和丈夫的婚姻，被人安排凑合在一起过日子，有什么意思呢？

她很享受当下的生活，虽然要比在老家的时候忙碌很多，但听到客人在按摩后说轻松了不少，她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又能靠这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

可在某些时刻，她还是会感到孤独。上个春节，她一个人留在店里，晚上人少的时候，她有些害怕，“万一有人喝醉了什么的来找茬，我自己一个人，又看不见。”

她和朋友讲起自己的婚姻，对方给她推荐了《亲密关系》。这本书让王玉琼发现了自己在婚姻中的“拧巴”：作为一个残疾人，她渴望自尊自强，却又不够自信；一方面，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一方面，又想做个孝顺的女儿，顺从父母的心愿。“其实对他（丈夫）很不公平，我埋怨他选择了我，但我也是一个成年人，当年因为自己没有勇气，才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我把这些（情绪）都发泄到他身上了。”

王玉琼试着站在丈夫的角度去思考，觉得自己加剧了他性格中的自卑，“他到我们家，我（本来）是他最亲密、最应该和他一条心的人，然而我都这么对他，你说他在我们家里还能有什么底气了？”

她承认，在这二十多年的婚姻旅程中，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主动放弃她。她突然想和杨永成说声对不起，“并不是希望得到他的原谅，而是希望他能放过我，也放过他自己。”但最终，这些话还是没能说出口。

一个月前，她再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得知王玉琼要离婚的消息那天，大儿子给她打来电话。他担心离了婚，爸爸回家没有地方住。她给儿子讲了离婚的原因，告诉他，就算离了婚，那里依然是杨永成的家。

最后，儿子在电话里说，“你和爸离婚，我没有怪你。”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选择这样一件婚事？”

“不愿意”，儿子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玉涵、杨永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