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亚里士多德做过饭，肯定会写出更多的作品

眼见心爱的人即将与姐姐结婚，蒂塔含泪为婚礼制作了恰维拉蛋糕。泪水滴入鸡蛋糊和糖浆，奇妙地改变了糕饼的质地，说不出的苦楚也被倾诉其中，在典礼当日唤醒了所有人心中失落的爱。

有这样一些文学作品，细腻讲述烹饪的动人故事：女孩在伤心时制作的蛋糕，意外地令品尝到它的人也落下眼泪；一位作家动员母亲一同写下她们的秘密食谱，细说汤羹如何表达伴侣的歉意，香料芬芳的炖菜又是如何唤醒恋人的爱；一个新婚女子初次走进厨房，架子上的食谱仿佛在喃喃低语，抗拒着她的到来……

《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中传递喜怒哀乐的美食、《感官回忆录》中唤醒愿望的春膳、《烹饪课》中历经重重困难的牛排，这些菜肴从不同拉美文学作品的厨房里被和盘托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掌勺的手属于女性，制作的方式由女性传递，书写的文字同样出自女性。食物与女性之间的复杂联系交织着，凝聚在拉美作家的笔下，形成独具特色的“厨房文学”。

一，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

拉丁美洲文学中从来不乏对女性与食物、烹饪、厨房的涉及。早在殖民时期，修女胡安娜（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便在著作《回复费洛蒂修女》中讲述了她烹调鸡蛋与糖浆时所发现的自然的秘密：鸡蛋遇油煎则凝固，遇糖浆则散开；糖浆流动只需少许酸性水果的帮助；而为制作糖浆和其他菜肴，蛋黄和蛋白则需分开使用。她说：“要是亚里士多德做过饭，肯定会写出更多的作品”。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锋，受过良好教育的她并不认为文学与庖厨互不相容，她手稿中的36道食谱也流传后世，整理出版为《圣哲罗姆修道院烹饪书》。

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对女性与厨房关系的理解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厨房以及烹饪活动对于女性而言的意义成为一大关注点，出现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1977年，墨西哥作家罗萨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家庭合影》，其中《烹饪课》一文聚焦了下厨这项传统的女性职责。“这里（厨房）就是属于我的地方。从存在我就在这里了。”小说中的女子一边准备晚餐，一边不无讽刺地说：“根据德国那句口号，女人的同义词就是厨房、子女、教堂（küch, kinder, kirch）。”随着故事的发展，一位年轻的墨西哥知识分子女性在婚姻、家庭等场景下所面临的压力被展现出来，而她与烹饪之间不协调的关系也变得引人注目。传统上女性—烹饪的有机关系受到了挑战，维多利亚时期孕生的“家中天使”理想形象被颠覆，卡斯特利亚诺斯将矛头指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分，将主人公所面临的矛盾和抉择展现在读者面前。

《感官回忆录》

除了社会形象，从烹饪写作、美食学科、日常分工也可以讨论男女在烹饪活动中的差异。米歇尔·德·塞托在研究中指出，家庭中的男性烹饪通常是随心所欲的，比起日常饮食更偏好在特殊场合大展身手，不像女性一样有一日几餐的义务。在学科领域，美食学自18世纪末诞生开始始终是排他的、男性的事业，阻碍女性的加入。而在食谱写作上，男女作家对作品的命名体现出两个群体极为不同的诉求：男性作家往往署上全名、打造个人IP，以宣示能力、创造性与所有权，而女性作家则常用简单、“接地气”的昵称，带上母亲、祖母的亲属衔，创造个人记忆的氛围——《感官回忆录》中“潘奇塔的春膳食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说，厨房中的男性力量是丰碑式的（西语词monumental）：男性掌勺人通过烹饪与烹饪写作，希望建立名声，取得成功，留下遗产。在家庭的小厨房中，他们施展拳脚，做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佳肴，以让家人和宾客心悦诚服；而在社会的大厨房中，正如食谱的命名法所展现的那样，他们下厨房往往离不开名利心。然而，女性的同类型作品通常是在谈论家庭运作、管照日常事务、讲述私人生活。如果说男性的成果时刻希望被看见、被铭记，那么女性的烹饪与烹饪写作则被认为是次要的、上不了台面的，即便有着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性，也难以进入视线所及之处。一方面，她们存在于丰碑的阴影之下，长期被遮挡着、掩盖着；另一方面，她们自身的愿望往往也并非发出振聋发聩的喊声。但是，正如厨房文学所展现的那样，在摆脱信息、维生功能之后，出自女性之手的食谱和食物还有着共情、审美功能等，值得关注和发掘。

可以说，女性用她们泉源式的（西语词manantial，跟“丰碑”押头韵和尾韵）力量生生不息，润物细无声。她们在长期被人所忽视的厨房中承担着压力，也运用着她们朝夕相处的厨房、食物、食谱等来进行抗压。在食谱所陈列出的烹饪规则之上，女性可以超越代际的指导，进行创造与表达、传递经验、建立情谊，在男权目光所不能及的地方展开自己的写作与实践。厨房文学所展现出的是压迫面前女性娴静的反抗、无声的躁动：她们对抗男权意识形态，也对抗内部殖民，使厨房成为了挑战霸权的众多场景中之一。文学的手搅动厨房，触及水面处，水波向外扩散。泉水的流动可能受人左右，但无人能截断；柔情莫过于水，但仍见得水滴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