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陶景洲，一个时代的缩影

本文作者与陶景洲律师的合影

三、法治启蒙仍在路上

翻开陶景洲律师的这本书，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书中并没有谈什么宏大叙事的法学理论，讲述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个案和常识。

我们说，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极其宏大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之中，我们都感到深感卑微，可能连一个螺丝钉和一方砖瓦都算不上。但是，假如能在这个宏大的事业里做一个有耐力的思想者，为这个事业的年轮增加点纪录，也是非常值得的。在这个不少人已经打算将“后现代”奉为时尚的年月里，陶景洲先生在这本书里，还在不厌其烦的叙述着那些朴素的常识。这是因为，我们总是有点固执地相信：有关普及常识以及法治启蒙的工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其实还远远没有完成。

长期以来，法律专业在中国是不被重视。很多迹象表明，中国通向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路途，依旧任重道远。无论是那些悲观的猜想还是乐观的期待，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此，中国法律界的人士应当比其他专业的人们持有更多的耐心。

1983年的春天，在一列西去的列车上。我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电影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偶然相遇。这是前往重庆拍摄一部名为《二十六个姑娘》电影的主创人员。其中有电影导演黄健中和副导演陈凯歌。我们面对面坐在同一个卧铺车厢里，行程上万华里，历时48个小时。黄健中当时已经在电影界崭露头角，是第4代电影导演中的佼佼者。陈凯歌当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导演。不过，我从他紧锁的眉宇之间，以及不难看出他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

在聊天中，陈凯歌对我讲的一句话，倒成了我终生难忘的绕梁绝响。他对我说：“你是读法律的。你不觉得，在中国这个国家学法律，是件很悲惨的事吗？”看得出，陈凯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达着对我的“专业之不幸”的深切同情。其中的潜台词似乎是说，好好的一个小伙子，看上去既不呆也不傻，你在中国学什么不行，为什么要去学法律呢？

这么多年来，陈凯歌的这句问话隐隐约约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一个痛点。不庸讳言，陈凯歌的这句问话也或明或暗地触到了中国法制的一个痛点。面对陈凯歌对中国法治水准尖刻的质问，我只好沉默无语。

途中，这些电影人也和我谈起一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法律问题。尽管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并不复杂，但在他们充满情绪化的议论中，我发现，这些电影人大致都属于“法盲”。

火车抵达目的地。黄健中导演告诉我，重庆电视台有面包车来接他们，他们的车可以顺便捎我一段路，请我不必客气。下汽车时，我真诚地祝愿他们早日把电影拍摄成功，届时我一定会去电影院买票看他们的作品。

遗憾的是，他们的电影拍出来后一直没有公开上映。据说是没有通过电影局的审查 —— 被电影局枪毙了，具体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我当时心里也在嘀咕，看来在中国搞电影这行，其实也挺悲惨的。

我们这一代法律人，在很多年前，或许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进入了法律职业的殿堂。尽管一直心怀困惑，但仍感到生逢其时。当年填写大学入学志愿的那一个不经意的触点，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般戏剧性地打开，纷纷扰扰又灿烂缤纷。今天，法治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不离不弃的宿命。无论人海沉浮，我们都希望无法无天的幽灵远离；无论世事纷纭，我们都希望依法治国的大道不变。

2022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