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罗新：我们该为谁书写历史？

罗新、王明珂

罗新×王明珂：

为边缘发声

罗新：边缘同样也是目的

罗新：三联出版的《蒙让夫人的反抗》，作者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看到一个巴黎裁缝写的日记，他把1774年到1775年的三个多月逐日记了下来。

这个裁缝叫蒙让，在日记里写下妻子每天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不满。因为他的太太回了一趟娘家，过上了一些比较时髦的新式生活，回来以后突然觉醒了，想要过那样的生活，不想再天天带孩子、做各种家务、操持小作坊。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前，发生的一些新的、小小的文化变化。

这家裁缝店的故事，当然不仅是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边缘，也是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王室贵族与巴黎各规则持续角力的过程中的一个边缘。

法尔热没有放弃这个边缘故事，也没有强行把这个故事与大革命的到来联系在一起，这个故事自有其存在的价值。那些十八世纪的普通人，他们虽早已死去，却因档案而留下姓名和人生片断，我们作为研究者发现了他们，对他们的人生微有了解，有什么用？法尔热在《档案之魅》里回答说：当然，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让他们起死回生，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写出来，那么至少足以避免让他们死第二次。

换个说法，这些边缘人，这些普通人，就是我们今日历史写作的目的。这半年来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写王钟儿这样一个普通人、边缘人？我现在做一个正式的回答：历史学家有责任为历史上那些没有发声权利的人发声，为他们讨回哪怕非常有限度的一点点公道。

我们知道，历史上人口占比远小于1%的那些统治阶级，他们活着时霸占了远超99%的社会财富和权力，这是无论如何批判都不为过的。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当这些人死去，由于他们那个阶级对文字书写与历史编纂的垄断，这些死去的统治者，他们干脆霸占了100%的民族记忆，成为历史书写的唯一对象。可以说统治阶级借助历史书写进一步扩大了原先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历史书写把往昔世间的不平等扩大化了，绝对化了，正当化了。它为当今同类型不平等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同时也为这种不平等在未来的延续提供了理由和保障。

由此可见，历史书写是多么值得历史学家反思——你写的历史应该是什么历史？在往昔、当今与未来之间，历史书写不是没有价值取向的，不是没有先入之见的，不是没有目的和方向的，往昔是无限巨大的时间与空间，注定有无限多样性与可能性。

然而事实上，我们已有的历史书写都只是从往昔选择十分微小的一点点来讲述，这种讲述无疑是为了当今。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是成立的，可以说连接往昔某个点与当今之间的那条直线，就是一种历史叙述。然而这条直线并没有终止于当下，它还指向未来，指向与往昔有关联的那个未来。所以我认为每一种历史叙述都指向一个相当明确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自警、自省，我们写往昔的边缘人、普通人，正是为了未来的社会能够善待普通人、边缘人，为了一个更平等、更温暖的未来。所以说边缘不只是方法，不只是工具，同样也是目的。

王明珂：从边缘反思文明

王明珂：我最近在做的一个大的主题项目就是关于社群、历史与文明，如果做成了，就会变成罗新兄刚才讲的东西的一个小小的注脚，这让我真的很沮丧（笑）。

我们常常讲一个伟大的时代就会出现一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伟大的著作，那些著作为什么伟大？因为它们在替现实背书，为那些大帝国、大时代背书，都是在合理化、合法化威权，包括《史记》。所以我觉得很多研究者应该注意边缘，也是希望边缘的声音能够让大家听得到，让边缘不再成为边缘，至少不会被忽略。

罗新兄提到把边缘理论化，其实从某一个方面来讲是对的，譬如说我在羌族那边听到的一个神话传说——毒药猫。传说到了晚上，有一些女性，她们的身体在家里睡觉，灵魂却会出来，会变成牛、马，或者猫，出来害人。最可怕的是，她们会坐着放米的柜子飞出去，然后跟一群毒药猫聚会、赌博、宴乐，赌输的就要把自己的丈夫、小孩贡献出来给大家吃。一些女性就被大家闲言闲语，说她们是毒药猫。那些女性非常可怜，在社会里面被孤立。在羌族地区，没有非常严重的暴力，就是私底下一些闲言闲语。到了九十年代，指某一个人为毒药猫的事情已经非常少了，而且他们自己也说以前毒药猫很凶，又多，现在毒药猫少多了，而且不那么凶了。其实我知道，那是因为整个社会环境变了。

如果我们把它和西方猎女巫的传说做比较的话，会发现里面有好多元素是一样的。在一个小社群里，人们往往很团结，但是又惧怕、排斥外面的人，当外面的压力很大，内部又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就是找一个替罪羊，而这些替罪羊常常就是女性，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

我也注意到，为什么在羌族地区或其他地区，虽然都有类似的传说，但没有形成像西方猎巫——数十万女性被杀——那样的事情？如果你去读女巫的邻人留下来的证词，从这些比较边缘的证据就可以发现，那种情形原本跟羌族地区是一样的，都是闲言闲语，但没有严重的暴力。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就是因为宗教威权跟政治威权介入了乡村社会。

所以我现在的有些研究是在从边缘反思文明，从还没有进入文明的社群来看文明是怎么发生的。简单来讲，我认为人类的历史记忆，尤其是英雄祖先的历史记忆，是人类扩张和阶序化地进入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有了这样的记忆，你就可以联系一大群人，你可以变成统治阶级，你还可以在统治阶级里面分谁是血缘比较纯净的，谁是嫡传，谁是支庶。当我们相信历史从一个英雄祖先开始，我们活到复杂社会就会习惯“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有谁是嫡传，谁是支庶”这样的概念。那羌族的弟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人们都相信那样的历史，那现实的世界里面也许没有征服者，没有被征服者，也没有先来者，也没有后到者。这样对比一下，你会觉得哪一种社会是奇怪的？

从这种边缘我们可以去反思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样，我们现在的文明是怎么回事。文明背后，也是刚才罗新老师提醒我们的，历史学家做了什么？我们是在反思文明，还是在鼓励文明，甚至于鼓励文明冲突？这一点真的要好好去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