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欧美学者解构了西方奇迹，却根本误解了明清繁荣

导读：长期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为何独独在西方发生，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传统上，西方学者通过例如“文明等级论”等方式，对西方的先进性进行证明，却忽略了大量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事实。随着部分非西方区域、国家在工业水平上的快速追赶，这些传统理论的漏洞也自然显现。欧美新一代学者（即“加州学派”）提出了“大分流”理论以修正西方中心论，认为中国直到18 世纪仍与西方处于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资本主义率先发生在英格兰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本文作者指出：加州学派的理论对于中国与西方经济的理解停留在生产、生活水平等表面化的技术数据上，未能对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在批判性解读加州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虽然早先的欧洲中心论（即，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世界充满活力，而非西方地区则落后或停滞不前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但“加州学派”的观点也有失偏颇。工业资本主义发生英格兰不仅有着海外殖民的“外因”，更是以下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掌握了一支主导世界的海军；资产阶级拥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态，以及高度制度化的产权；理论/形式理性和个人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逐渐成为精英共识；科学与技术发明不断加速发展。相较之下，晚期中华帝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帝国有力的统治、务实的商业政策、庞大的人口和土地，以及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这些优势使经济发挥出了极大的潜能，但却不能为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加州学派的意义在于深刻揭示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偶然性，并对中国14世纪以后的经济发展研究做出了贡献。如何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正确理解对现代社会影响至大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仍是学者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命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学术月刊》，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文｜赵鼎新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赵鼎新

浙江大学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和访问教授。致力于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历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