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预嘱”落地近1年，临终抢救为何仍依赖家属签字？

本文作者：吞吞

「母亲在里面抢救，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在外面争执。我们不知道她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天，还是希望没有痛苦地离开。」

「由于不知道母亲的想法，我们只能选择先救。她在 ICU 里坚持了很多天，再见到她时已经插满了管子，瘦骨嶙峋。」

「那样的画面让我们最终决定放手，机器撤离的那一刻，我看到虚弱的母亲在病床上长舒一口气。」

在深圳 30℃ 的星空下，北京市安理（深圳）律师事务所开了一场特别的研讨会。

时间倒回到 2022 年 6 月，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

其中，新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收到患者或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

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将「生前预嘱」纳入法律体系。落地近一年，我们有机会掌握自己的临终选择权了吗？

成为「生命的捍卫者」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出台至今，不少律所逐步开始正式提供签订生前预嘱的服务，安理律所也是其中一家。

除了法律场所一贯的简洁、商务之外，这里还藏了一个风格迥然的小房间，墙壁呈绿色，窗外是深圳一览无余的天际线。

「生前预嘱」的具体内容

「为什么不列举具体的医疗措施，而是使用这些原则性的表述，我们的理解是，可能深圳立法时不想过多限制住患者自主决定的范围，当患者需要一些特殊的操作，或者未来医学发展到有了新的技术，只要落在这三个原则之内，患者依然可以根据自身想法预立生前预嘱来决定是否接受。」吴依蒙说。

开启一场艰难的对话

签订完成后，生前预嘱按签订人的需求一式多份，除律所和本人各一份之外，鼓励签订人将文件尽量展示给身边更多的人，告知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安理律所还为签订者准备了小卡片，可以随身携带，以备突发的意外情况。

除了伴侣、子女，有时候签订者也会把预嘱遥寄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如果我的子女到时没有听我的话，希望你能记得我的意愿。」

而这背后的隐喻是，尽管生前预嘱已经被纳入法律体系，但目前在医院的认可度和执行度并不高，家属仍然是最终的决定者。

在一些生前预嘱发展多年的国家和地区，签署后的文件会被录入医疗保健系统，每一次入院时也会提前询问患者对临终抢救的意愿。这样，接诊医生可以结合临床诊断和患者的预立指示，做出相应的决策。这不仅是医生的权利，也是医生的义务。

我国的生前预嘱还处于起步阶段，暂未有更多配合生前预嘱的其他医疗相关细则出台。当患者情况危急，无法做出意思表示时，医生只能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给家属提供建议，最终需要家属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才能进行后续的操作。

江月说，「尤其一些肿瘤患者，他们的亲属甚至是隐瞒病情的，这种情况下很难直接去询问或了解患者的真实意愿。」

吴依蒙也得到了医生同样的反馈，「我们在和医生沟通的时候，医生们都表示，即使有生前预嘱的存在，但如果没有家属的签字，他们不敢贸然行动。」

现阶段的生前预嘱，最大的意义则是开启一场家庭之间的艰难对话。中国人重视家文化，认为理想的善终应该是逝者安详、生者安宁、环境平安顺遂，所以只关注逝者诉求而不顾虑家属，这样的分歧也依然棘手。路桂军说，在病人住进安宁疗护病房之前，都要先找家庭的决策者。「我还是希望看到，当我们立生前预嘱的时候，是开了家庭会议，是家庭共同决策之后立下的预嘱。」

春寒料峭的某一天，相瑛走进了这间屋子，她平静地告诉律师，「如果这一天到来，我不希望我的身上插满管子，我想留在熟悉的家里，身边有我爱的人陪伴。」

「如果能在一个阳光正好的日子，我和这个世界挥手告别，那有多好。」

相瑛的身边，二十出头的女儿此时已经泣不成声，母亲和死亡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对她来说是从未想过，也难以想象的画面。

相瑛只是温柔地看着她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带你来，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能互相珍惜这段缘分，在最后的时刻到来前，过好我们的生活。」

文中李祥、江月、相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