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际，爱因斯坦一个忠告值得中国人重视”
✪ 傅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导读】世界动荡变局之际，现实变幻莫测，各种一度盛行的空论、卖弄之学、哗众取宠之说不断被证伪，以至于越来越多人开始抱怨“理论无用”。
但本文作者认为，世界看似越乱，越要关注理论，进而实现从理论、战略到政策的全盘把握。爱因斯坦曾强调，是理论决定人们能观察到什么，政治是短暂的，一个公式才是永恒的——缤纷世界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简洁公式。作者认为，乱世之际，爱因斯坦的忠告尤其值得重视。
本文原发表于2019年春，当时国内普遍认为中美关系重点是“贸易摩擦”，但作者却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从自由主义学派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范式转换，推演预测美国必将展开针对大国全面竞争的新战略布局，且最核心的进攻点是“科技”领域。
作者当时指出，有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一旦战略目标确定，政策组合的选择就能够非常灵活。对于美国而言，最核心政策变量是“科技”而不是贸易，因为科技最直接地支撑军事优势和国家安全，所谓“技术武器化”，也是新版霸主稳定理论的物质基础。作者强调，看美国，不能只看其政治人物和具体表现，更要看那些肉眼看不见的、超越某些人物或事件的东西，方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本文主文部分原载2019年《社会科学报》第1641期第3版，原题为《从理论、战略到政策》。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本文延伸阅读节选发表于“比较”2018年9月11日的文章《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与中国的应对》。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从理论、战略到政策
世界看似越乱，越要关注理论。对中国而言，如果只专注单一领域政策层面的议题如贸易摩擦或贸易战，而不系统地研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转移及其相关战略的再定位再布局，仅政策层面的考量和谈判会显得零散和被动。
无论承认与否，理论指导实践。国际关系体系，包括中美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或许自由主义学派不愿意看到，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眼下美国朝野两党学界正在经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转移或叫重新设置，即从自由主义学派转向了现实主义学派，回归的方向是二战以后霸主稳定理论的升级版，即进攻性现实主义，该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约翰·米尔海姆。
与政治学对比，美国经济学没有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分，经济学人似乎皆信奉自由主义，都是所谓“双赢”或“非零和”游戏的吹鼓手；然而政治学（特别是国际关系）却有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分。原因是，政治学在公设层面始终把安全困境作为理论建设的出发点，需要系统的解释，这方面早期论述可追溯到修昔底德，系统的基于公设的理论论述可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与之相对照，经济学却常常把安全看作是不必讨论的给定。例如，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比较优势理论即把安全看成是给定，不再深入讨论。和平时期，经济学这种理论公设层面深层之处的漏洞一般不被人察觉；换言之，这或许也是绝大多数人思维中的盲区。
一般人认为美国大众偏爱实用。但是透过表象的迷雾，美国治国精英却分外崇尚思想和理论体系, 这可以从美国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哲学博士项目）中窥见，他们很注重所谓“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即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美国历史学家白修德在其纪念美国建国210周年的文章中曾总结：“美国是一个由思想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思想，缔造了美国。”
的确，即便不系统地追溯更长的历史，只看过去几十年，其实在美国思想理论界，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辩驳和叫板一直没有停止过，戏剧性的例子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些在公众媒体也有反响。但总体而言，在过去30多年间，自由主义学派，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明显地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苏联倒闭后的泛美太平时期。该学派大量地引入了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论，特别是博弈论和经济人理性这个微观基础。该理论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尼和约瑟夫·奈。顺便一提，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强调理性微观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学派的逻辑衍生是国际关系实践者现在常说的“相互依存”或“复杂的相互依存”。
严格地说，纯理论是逻辑严密的演绎而不是归纳系统，如欧几里得几何；但是就科学理论而言，其逻辑严密的从假设推出的假说，还需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撑。事到如今，世界格局变数剧增。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的迅速崛起，包括近来南海问题的凸显，再加上“一带一路”“中国模式”，美国政策部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无论是在逻辑严谨性还是证据充分性上，都超越了源于欧洲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势力平衡理论和旧版霸主稳定理论。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相应地，美国先后提出了“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并试图通过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来应对中国。
近年来，进攻性现实主义这款新版霸主稳定理论的勃兴，同时也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因为收敛证据不足或证据正好相反而被迅速边缘化或抛弃。同样的结果似乎也适用建构主义理论，因为思想趋同证据不足。美国商界原本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辩护者，也开始沉默了。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手试图“替代”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因此，美国的战略方向必须“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这个表面上含糊不清的表述大致可解释为：
（1）“有原则的”即是在经济上捍卫经济自由主义（市场+法治）；
（2） “现实主义”在政治或安全上即是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
可见，在美国思想界，这个理论范式的转移，借用黑格尔的哲学语言表述，经历了一个“论、反论、综合、螺旋上升”的过程。
▍战略再定位再布局
如果上述关于理论范式转移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将超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纷争，指导美国战略再定位和再布局。美国已明确指出“国与国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反恐，将是现阶段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首要关系”，并明确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个大战略方向估计不是短期政策可以撼动的。对中国而言，为了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须高度关注，同时做出思想和战略高度的抉择和长期准备。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信奉者看来，“双赢”这个假说只是学界饭后茶余的谈资，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错误的，它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而常态是某种形式的零和博弈，一国的得，就是另一国的失，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在无政府状态下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出于自保的大国皆有称霸的倾向。但是主要是因为海洋等地理原因，真正的全球范围霸主是不现实的，即便是二战刚结束时的美国（当时美国财富是全球的45%，今天大约是24%）。由此，美国的战略布局是先确立其区域性霸主地位，如在西半球，并在此基础上在其他地区与心心相印的国家结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的是遏制新霸主的出现和形成，这在学术上称为“海外平衡”。有迹象表明，美国两党和学界已不再把中国看成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融入者，而是挑战者，需要高度警觉。
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预计美国的战略调整将首先重新确立区域霸主地位（如重写美-墨-加贸易协定），并在此基础上重组海外平衡（如所谓“四边安全对话”——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以遏制他们所谓的“修正主义”新霸主的出现。这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的战略布局过程，将从美国的战略独立和单边主义出发来再确立公设层面的原则，如“对等”，涉及的对象不仅是中国还包括其盟友；再经过诸边主义来夯实基础（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日本……）；如果前期工作成功，并达到临界质量，然后再回到多边主义；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届时美国将会恩威并举强迫骑墙国家选边站队。按此战略路线顺序，美国将实施退群和再建群，战略重新布局的目的是另起炉灶，最终排除“国家竞争对手”。
美国的治国精英相信，终极的竞争是思想竞争，再是现代性国家和市场的理论体系以及现代国际关系秩序的竞争。在美国这是超越两党的共识。
各种迹象似乎显示，美国全球战略的再定位已完成，战略再布局的大幕似乎已经拉开。
▍政策选项和组合
最后是政策选项和组合。一旦美国确定了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基于该理论所制定的战略大方向，下一步将是启动所谓动态的贝叶斯博弈，并辅助以一系列政策选项和组合，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科技、网络、经济、贸易、投资、生产、金融、货币、教育、移民、人文交流等。
如果硬要在这些政策选项中对其先后缓急排个序，估计最核心的变量是科技而不是贸易，因为科技最直接地支撑军事优势和国家安全，此种所谓技术武器化是新版霸主稳定理论的物质基础。由此，如果说新冷战或遏制，美国也会从科技领域首先开始，并联合盟友国家先与对手脱钩再进行遏制和封锁，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跨国企业价值链的转移和重组，虽然这需要时间。
对中国而言，如果只专注单一领域政策层面的议题如贸易摩擦或贸易战，而不系统地研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转移及其相关战略的再定位再布局，仅政策层面的考量和谈判会显得零散和被动。只有统计没有理论得不出因果关系；积累的经验也会突然显得苍白无力。
世界看似越乱，越要关注理论。爱因斯坦曾说，是理论决定人们能观察到什么。缤纷的世界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简洁的公式E=mc^2。他还说，政治是短暂的，一个公式才是永恒的。乱世之际，他的忠告尤其值得重视。看美国要看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没错，但显得浅薄，更要看那些肉眼看不见的超越特朗普的东西。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 俞建拖、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本文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engagement）向遏制（containment）的转型。具体的战略目标和抓手就是阻遏中国经济增长，延缓美国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的下降速度，获得更长的战略准备期和主动权。面对这一战略调整，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认知，立足自身的优势，通过大力改革来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如此方有迫使美国调整战略、谋得两国以及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机会。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
研究美国外交战略，需要注意其背后的思想体系。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是从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基于对“一战”后二十年国际关系的批判性反思，爱德华·卡尔在1939年出版了《二十年危机》，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1948年，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出版了《国家间政治》， 他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行为主体，国家是理性的，国家利益在于不断扩大自身的权力。由于人性好斗，所以利益冲突是常态，最终国家利益是由均衡状态的权力范围决定的。 肯尼斯·华尔兹是摩根索之后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他在《人、国家与战争》（1959）等著作中， 修正了摩根索理论中对人性天生争权好斗的假定，将无政府结构和权力均衡作为分析的基础，提出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在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博弈论，大量研究讨论了无政府结构下国际冲突的信息机制、协调机制、谈判机制问题，认为正是国家之间彼此不能确认战略意图，无法合理分担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导致了合作和权力均衡的困难。
2001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发表了《大国政治的悲剧》 ，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offensive realism），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由于大国之间不能确信彼此的意图，而且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追求霸权，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下，大国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就要不断扩张自己的力量（军事），一国只有成为霸主之后才会停止对权力（军事优势）的追逐。理性的霸权大国将更多依靠发展自身的能力实现安全，不会虚耗实力，在此原则下，要将破坏均衡的责任推给崛起大国，将抑制崛起大国的责任更多由其他国家（如盟友）承担，为自身赢得保全和积累力量的时间，确保霸权地位的巩固。
▍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缺陷
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并非无懈可击，在实践上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
理论层面的批评，通常有几个方面：首先，现实主义过低地贬抑了人性、道德、正义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影响；其次，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中过多地将行为主体集中在国家身上，将国家作为原子式的行为单元，既没有考虑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也没有充分考虑其他主体（如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在促成合作中的作用；第三，从方法论上，现实主义的视角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到国际秩序发展的历史性和动态性，因而夸大了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的作用，也没有考虑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和未来新的可能性，陷入一种概念和愿景上的自我循环。
除了理论上的缺陷之外，现实主义在实践上也面临挑战。“二战”后建立的、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身就是理想主义道德观念的产物。虽然威尔逊的理想主义遭遇了挫折，但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再出现“一战”、“二战”这样全面性的战争，甚至连直接的战争没有再出现，虽然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冷战对抗和不时爆发的代理人战争，国际体系的基础架构仍是稳定的。这里面固然有核恐怖平衡的作用，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的向往，国际政治中对独立、平等、公正的追求，仍是促成战后国际秩序总体稳定的重要力量。总体上看，国际合作的规模和范围在不断扩展，合作的层次和密度不断增加。这些都展示了人类社会走出野蛮残酷的霍布斯丛林的可能性。
就美国自身看，它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也常常是双面的。美国本身是建立在自由平等观念上的国家，这种特点使其在国际秩序构建和维护中展示出强道德诉求的一面；但美国又是一个霸权国家，在冷战后更是成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因而克制不住霸权本能的驱动，展现出傲慢、自利、霸凌的一面，甚至为维护霸权利益不惜损害自己主导建立的体系。无论如何，这种双重性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现实主义对国际秩序单一、狭隘的叙事。
▍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
在美国当下的现实主义思想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老一辈的基辛格、艾利森、米尔斯海默、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也有在理论盛年的哈佛大学的斯蒂芬·瓦尔特、麻省理工学院的巴里·博森、达特茅斯学院的威廉·沃尔福斯、斯蒂芬·布鲁克斯等。在“二战”以后至1970年代末，现实主义思维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战略。人们熟知的有“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提出了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中国读者更熟悉的还有基辛格的“三角外交”。
在1980年代后，现实主义流派在华盛顿外交决策圈的地位逐步被边缘化。在“冷战”结束后至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战略更具有影响力。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一方面是正确地抓住了国际关系的部分本质和现实，另一方面也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密切相关。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在全球攻城掠地，最终被自身的傲慢与偏见所主导。不出意外，在一系列失败后，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左翼自由主义、新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又重新取得政治上的主导权。
这里，特别要区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思想的差别。在国内的战略研究中，通常总是大而化之拿一种混淆另一种。譬如，美国新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新保守主义，但在外交战略上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奥巴马政府的意识形态是左翼自由主义，外交战略上先是新自由主义，然后又转向现实主义（有人称之为道德现实主义），体现在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上。但是，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和外交战略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奥巴马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也存在内在的逻辑冲突，所以注定这两者的结合不会持久。直到特朗普开始执政，现实主义者终于迎来了转机。特朗普政府的杂糅式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宗教、对武力的信仰和追求上，和现实主义诉求有许多天然的契合点。
▍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如何看待中国
美国的现实主义者有很多细分。一旦进入外交政策层面，现实主义者们给美国开出的药方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但是，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在外交政策分析中，都将中国置于首要或优先的位置，视为对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者。
所有的现实主义者在评估中国影响的时候，在乎的都是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增速。现实主义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和美国在科技上还差距悬殊，在军事力量上也是如此。但是中国有巨大的人口和经济体量，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要显著快于美国。这种经济力量的快速增长，未来会转化成科技、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力量，并且中国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以经济合作为筹码迫使其他国家就范，从而获得区域内的主导地位。李光耀在接受艾利森的采访中，也特别强调了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带来的挑战。
现实主义者并不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他们要确保的是美国的领先地位（primacy）。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只要有可能威胁美国的这种领先地位，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战略评估对象。特朗普的竞选口号“美国优先”，人们更多从“优先考虑美国利益”考虑，但实际上还有另一层含义，“美国要继续保有充分的领先地位”，这和现实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如何定义中国未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美国的选择，各流派的分析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譬如，巴里·博森认为应该采取维持性策略（restraint）,即在加强同盟对中国制约力量的同时，审慎地维持现有的力量边界，不激化敌意和对抗。威廉·沃尔福斯和斯蒂芬·布鲁克斯认为中国很难在短期成为与美国相并列的一极，但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之后、其他强国之前的准一极。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的理论家，包括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瓦尔特，则判断美国不可避免要采取遏制战略，避免中国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专栏作家和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卡普兰也相当程度赞同米尔斯海默的看法。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包括布热津斯基、艾利森等，又倾向于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角度，阐述中美冲突的高可能性。
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的对华战略究竟采取的是哪一种现实主义的逻辑？我们认为，答案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将大国的生存置于核心诉求，应对倾向于采取“离岸均衡”策略。这一策略的要旨是，当一个国家要崛起成为区域霸权时，美国首先要将责任推卸给崛起国家，并要让更多区域的其他大国承担遏制的成本，在必要时美国再介入。离岸均衡战略不同于孤立主义，前者保留了介入的可能，而后者则选择回避。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米尔斯海默2014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长文，详细分析了美国对华的可能战略选择。 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他分析了美国的霸权之路和内在逻辑，认为中国今后也会如美国一样行事，寻求确立自身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未来对华的最佳策略可能是遏制。
遏制策略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直接发起预防性战争，但这是不可操作的；二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比直接战争要好，但在现实上不可行。除非中国受损比美国更大，而且美国能找到新贸易伙伴而中国不能，但后者他认为很难，中国很难在经济上被孤立；三是促退策略（rollback），即美国在中国周边扶持反华的领导人上台，以及在西藏和新疆制造不稳定，这也是美苏冷战时期就采取的策略。他认为，随着美中之间竞争加剧，两国可能会有代理人战争、军备竞赛或诱使一方陷入战争泥潭、互相锁定为主要对手、限制人员互访（特别是高科技和安全领域），在此过程中也不排斥经济继续往来和个别事务上的合作。米尔斯海默还判断，中美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可能会比美苏冷战时期要高，因为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复杂，中国和多个国家还有领土纠纷，他认为儒家文化和平论和商业和平论在现实中缺乏基础。
如果观察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行动，可以发现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期是高度一致的。包括渲染美国安全形势极度危险（生存诉求），提出印太战略需求更广泛的遏制联盟，要求盟友更多承担安全责任和成本，限制安全和高新技术的人员交流，扶植中国周边国家的反华领导人和抑制亲华力量，高调介入台湾问题，干预西藏新疆的内部事务等。此外，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道德指责和污名化，也体现了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思维。美国挑起贸易争端中的种种行为，也可以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得到解释。
尽管米尔斯海默作出了“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缺乏可行性”的判断，但这正是目前遏制战略下的举措。这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才是美国的最大关切，所以不惜采取战略上的冒险。仅仅凭借贸易战并不足以支撑整个战略，美国还要积极采取各种举措加快自身的发展，包括通过大力度的税收改革，以及制造外部的不确定性，吸引资本回流美国。此外，通过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制裁（如违反对伊朗和朝鲜的禁运）以及关税政策，瓦解中国在制造业供应链上的规模优势和范围优势。甚至在特朗普的推特中，也毫不掩饰地为中国经济放缓而欢欣鼓舞。
▍多数人的现代化与中国的道路选择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现代化及其代表的高水平生活质量只为少数国家和全球少数人口专享。到2015年，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总人口也只有10亿左右，占全球总人口比例不到15%，这是一种“少数人的现代化”。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发展。在过去40年里，中国有6亿农村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城镇人口增加了6亿。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社会发展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突出体现在人均预期寿命、营养、教育、住房等指标的改进上。不仅是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阿根廷、泰国、南非等国发展势头也引人瞩目。2015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经济体GDP总额占全球27%，2010-2015年全球经济新增部分超过60%来自这些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在赶超的过程中会反复经历波折，但增长和发展的基础仍在。快速的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产物，反过来也推动进一步的现代化。未来还会有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现代化的行列。
如果包括上述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10-20年里继续保持快速的进步，这将在根本上重塑全球的发展版图，使全球向“多数人的现代化”转型。当这些国家到2030年整体进入上中等或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全球将有60%以上人口得以享受现代文明成果。这是历史性变化。
从少数人的现代化向多数人的现代化转型，是历史的必然，有天然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符合这一历史趋势，并且通过自身的发展使这一转型的趋势得以加快和确认。由于中国超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而且推动了全球经济版图的改变。中国的发展并非是孤立地实现的，而是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化，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贸易与发展合作实现的。中国通过融入世界取得发展，同时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做出贡献。
正是因为全球向多数人的现代化转型，这也注定中国只能走和平发展道路。从15世纪-20世纪上半叶，少数国家依靠科技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对全球其他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不仅如此，领先的国家也可以不加节制地挥霍使用各类自然资源，维持优厚的生活水平。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21世纪已经再也走不通了。当全球有新的30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面临的资源需求将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要摆脱“一战”和“二战”这样的悲剧，只有走合作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路。这也是中国目前正在孜孜以求，并努力实践的，并且中国也从来不吝于与各国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成果。
▍中国的道路选择与应对原则
中国需要认识到，在这场遏制和反遏制中，最大的资本就是自身的稳健增长。在这场博弈中，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第一，认清现实，提高定力。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回归将是长期的，新战略的本质是遏制，中心目标是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遏制作为一种战略，其内容是全面的，不会仅限于贸易、投资、科技，还会有更多外交、军事方面的举措。美国可能会四处出击，分散中国的注意力，持续制造恐慌。在贸易以及相关领域的谈判过程中，态度虚虚实实，让中国在乱中出错，打乱发展的节奏。除非确认美国已经作出实质性的战略调整，对战略圈和相关人员的放话试探不要轻信，要作底线打算。
第二，抓住根本，减少虚耗。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根本上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和企业生产活力的释放，得益于改革开放前较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相对公平的分配，得益于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得益于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本、管理和技术，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当前，中国的技术进步迅速、产业体系完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依然突出，经济体系有自身的韧性，有潜力向更高的发展水平跨越。只要中国能通过结构性改革，逐步消除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激活企业和个人的活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中国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是可期的，就可以掌握主动权，迫使美方调整战略。
第三，坚决回击，掌握分寸。对于美国霸凌，要坚决予以反击。反击的时候不过线，既要使对方付出代价，也要留有后续出牌的筹码，并避免走向全面失控。中美是竞争对手，但还不是敌人。要继续扩大双方的人员交往，对于美国战略界的学者，即使学理上主张遏制的，也不要贴上“反华”之类的标签，需要进一步接触和对话。警惕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对于美国及周边国家不利于我的言行和举动，在回应时也要理性考量评估，避免意气用事。此外，我们仍然要学习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的经验、技术、知识以及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
第四，立足自我，善于用力。中国是不结盟国家，面对美国的战略遏制，最根本的还是要立足自身的发展，充分认清自身的力量所在和短板，扬长补短，不能指望其他国家在对抗美国遏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基础上，也要巧用力，通过广泛的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自身抗逆力，抵消美国遏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