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会如何看待韩流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晚年写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Nomoi）里，通过其中三位对话者的交流与讨论，柏拉图思考如何建立“次好城邦”。相比于在《理想国》（Politeia）里柏拉图构建的最理想城邦，《法律篇》着重于更实际的“次好城邦”。当谈到音乐在建立良好政体中的作用时，作为其中一位对话者，雅典异乡人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姿态怀念了在旧时，民众的音乐由贵族长老指定，音乐的作用在于陶冶灵魂及塑造城邦公民品性，哀叹在当下，音乐成为了艺人们满足大众趣味之物。特别是，为了不断满足民众追求新奇感的需要，艺人们不断混音，制造出“不雅”之乐。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柏拉图在《法律篇》里构建了一个词：“剧院统治”（theatrocracy），以表现流行音乐对公民生活的统治。柏拉图在《法律篇》里对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希腊商品化、大众化的音乐的批判可以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流行音乐批评的开端。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的音乐评论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到民众的对立面：民众喜欢的文化肯定是有问题的文化，而知识分子则通过构建理想化的过去，来表明当下民众的喜好为什么是有问题的， 以此间接衬托自己是有正确喜好的文化人，暗示自己拥有比普通民众更高的文化品味。

卢西安

最后，卢西安写作《论舞蹈》的一个背景是思考第二次智者运动里的希腊知识分子能从罗马流行舞者的成功那学到什么。按照同样的逻辑，即使对不关心流行文化但关心和思考中国人文学术未来的中国学者而言，《剑桥K-pop指南》展现的韩国音乐人们怎么从单纯模仿、介绍欧美音乐到向欧美输出自己生产的音乐的图景，对于思考中国人文学术的未来也许并非不无裨益。在2021年，《指南》作者之一金暻铉的著作《霸权模仿》出版后，我和研究古典学在中国的芝加哥大学的古典学家莎迪·巴奇（Shadi Bartsch）发邮件说，中国学者从事包括古典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其实也不可避免是一个“霸权模仿”的过程，巴奇表示非常同意。回到《指南》主编金淑荣的前言标题“舞台灯光下的韩国时刻”，中国人文学术对西方学术数十年的翻译、模仿、吸收以及逐渐开始学会创造性发挥，最终未来是否会开花结果为“人文学术的中国时刻”，在理论上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