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发展中国家”？世行专家如何操纵一场危险的数据游戏

导读：昨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指示美国政府阻止中国在未来条约和国际组织中享有发展中国家地位，再次将“发展中国家”概念及其背后隐含的西方垄断话语置于焦点。本文呈现了世界银行一个更为“釜底抽薪”的举动：提出“发展中国家”概念已经过时，不再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而代之以“可持续发展目标”。

世界银行第一次公开表明放弃使用“发展中国家”概念是在《2016年世界发展指标》，但却没有给出详细理由。根据世界银行引用的一篇文章，弃用“发展中国家”理由有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变得没有差别；“发展中国家”内部“日益趋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适用于全世界。本文作者发现：世行专家这些惊人之语背后的证据支持却非常可疑，存在选择性利用数据从而人为放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趋同、选择性挑选“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两个极端案例从而得出“发展中国家日益趋异”的做法。而最后一个理由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强调的全球性来否定全球的差异性，显然是对该议程的错误解读。

作者指出，“发展中国家”概念确立是西方话语主导的产物；当其对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时，发达国家要求更改其概念内涵；当概念的内涵变迁无济于事时，发达国家最后还可以选择抛弃这些概念。“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在过去数十年的实践中，已经成为扭转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公的重要工具，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视话语建构，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让少数机构和国家主导全球舆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学术论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发展中国家”概念过时了吗？

世界银行的一种观点及其评述

文｜张桐

来源｜《学术论坛》

▲ 表1：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文件中的“发展中国家”概念使用。此处“发展中国家”概念的英文表述包括“developing countries”和“developing states”；处“特指”的英文表述包括“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和“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用词编号”栏中的数字表示在文本中出现的顺序，括号中的文字是对该概念所指内容的简要分类。根据联合国政策文本自制本图。

其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程度存在差距。第21处清晰地写道，“我们承诺扩大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规范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承诺”二字反映了二者在“话语权与参与度”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是亟待解决的。最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未来发展维度上也存在差异。该部分主要涉及发展中国家在谋求未来发展的各种能力（例如数据管理能力、环境管理能力、科技发展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等）方面存在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的这些差异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因时因地制宜，走一条符合自身历史与现状的发展道路。因此，第处提到，在推进该全球性议程的同时，必须要“考虑本国实际情况、能力和发展程度，依照本国的政策和优先事项”，“我们将尊重国家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例如第61处，为了寻求可持续发展，对渔业捕捞活动进行有效限制是必须的，但是，必须“同时承认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合理、有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是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谈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联合国公布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大量使用了“发展中国家”一词，清晰表达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多个维度上的差异，从而显示了“发展中国家”一词的持续有效性。

上述差异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通常被拿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作比较）的相关文件中也得到了显著体现。例如，在2000年9月联合国A/RES/55/2决议《联合国千年宣言》中10次使用了“发展中国家”概念，也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在上述三个方面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例如，宣言指出，“因为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巨大机遇，但它所产生的惠益目前分配非常不均，各方付出的代价也不公平。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为应付这一主要挑战而面临特殊的困难”。这里不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同时指出了全球化收益分配的不公。在2008年《秘书长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监测指标的报告》，该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现行版本的千年发展目标中使用“发展中国家”概念17次，其中11次出现在现在通行的“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列表中。总之，“发展中国家”概念所传达的意涵在早前的“千年发展目标”与现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间并无差别。

诚然，就这两份规划的制定过程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千年发展目标”的生成过程确实参与度非常低，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则将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内的不同主体囊括其中。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具全球性。但是，据此就得出“千年发展目标”是单方面的或者说不具有全球性的论断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全球性的强调就声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分过时了，这种论断明显违背了联合国相关主张与行动的内容与精神。显然，只有清醒地认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发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未来全球发展中的差异化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

5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世界银行虽然明确提出将不再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并未就此主张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尝试对其做出解释，但其所论及的三点主要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一选取两项指标的历史数据所做的论述，人为放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所谓的趋同，存在明显的误导性。理由二更以“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两个极端案例的比较推导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所谓“日益趋异”，由此提出“发展中国家”概念之有效性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概念”的本质意义。理由三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强调的全球性来否定全球的差异性，显然是对该议程的错误解读。

从西方政治话语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概念从产生、流行、演变到最后的试图终结，无不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强势的话语霸权。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中国家”一词就已悄然产生，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对落后国家的主要称呼还是“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然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发现，“不发达”（underdeveloped）与“发达”（developed）这组称谓由于“under”这一否定词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立色彩，用这样的词汇来宣扬其全球政策就会在无形中激化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相反，“developing”一词则弱化了其与“developed”之间的对立关系，而且“ing”的现在进行时态会营造出一种动态发展的感觉，即“发展中国家”动态发展的未来结果或目标指向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换言之，西方发达国家看到，“发展中”一词不仅弱化了与“发达”间的对立色彩，而且表达出了与“发达”的某种承接关系，由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展现了鲜明的示范效应并扮演了高高在上的引领者角色。因此，“发展中国家”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全球扩散同时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欢迎。

概念的外在形式得以确立，其内涵却可以不断调整。以世界银行为例，在早期的概念使用中，世界银行显然混杂了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多重因素，使“发展中国家”概念显得含糊不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作为唯一标准重新编订了国家分类体系，将全球国家分为“低收入—中收入—高收入”三大类，而前两类被简单统称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客观指标随即成为定义“发展中国家”的流行标准，在事实上也助推了“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全球流行，以至今日，全世界已将这一概念视为一个客观、中立的语词，而很少去探究概念背后的价值观。但是，当我们细致考察概念的使用语境后，不难发现，这些看似客观的概念背后却暗含了发达国家关于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西方观念，有些观念对于发展中国家谋划自身发展、开展国家治理以及参与全球治理将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进而对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全球体系造成冲击，一些发达国家无视他们曾宣扬的界定“发展中国家”的客观方式，强行给一些发展中国家贴上了“发达”的标签，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甚至出现了试图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声音。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等概念在西方垄断话语下的遭遇：当其符合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时，发达国家可以将其迅速打造成一个全球流行的概念；当其对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时，发达国家要求更改其概念内涵；当概念的内涵变迁无济于事时，发达国家最后还可以选择抛弃这些概念。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类似话语霸权，我们首先需要清晰地认识“发展中国家”等基本概念之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这些概念并非一些简单的用于沟通交流的语词，而是包含了言说者思想观念的话语，这些概念也不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而是发挥着总结现实世界和规划未来行动的功能。换言之，在落后国家难以获得真正发展的现实面前，“发展中国家”等概念及其隐含的西方话语是否扮演了某种角色，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面对同一个概念，我们必须努力区分并着力阐释其在不同话语中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对“developing country”一词的翻译，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中的“developing country”和中国话语中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只有以此作为出发点，并勇敢参与到相关概念的话语竞争中，才可能在未来构建起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话语体系。为此，我们必须直面西方社会抛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尝试和企图，认真剖析相关主张背后的论据和论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不是无视这种声音。最后，话语建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西方发达国家建构和主导“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历史表明，国际组织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在不同阶段处理“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做法，应当说，成功地引导了全球舆论，而在《2016年世界发展指标》中试图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做法也是对类似西方声音的反映。因此，我们不仅要努力形成自己的话语，在国际舞台上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更要善于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平台，将自己的话语融入其政策文本和实际行动当中，以此在全球话语体系的竞争中谋得自己的空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世界银行尝试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主张与做法所做的研判，主要是对《我们应继续使用“发展中世界”一词吗？》论及的理由进行逻辑上有针对性的批判。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议题还包括：对国家进行分类除了“总量思维”和“均值思维”是否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放弃“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主张是世界银行内部的一种声音还是世界银行的普遍共识？它反映了西方社会在国家分类方法上的何种倾向？其他国际机构如何看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组国家分类概念？与“中心国-边缘国”“南方国家-北方国家”“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等竞争性分类概念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优劣何在？在国家定位中，国家的自我定位与其他国家或组织的他者定位之间是何种关系？在未来的国际关系话语建构中如何对待相关概念？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从概念、话语、国际关系、全球化等多种视角进行更为广泛的探讨。

*文章原载《学术论坛》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