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拍有隐私部位的照片发给网友7天后 一个15岁的女孩自杀了

记者/梁婷

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到校园进行预防性侵和网络安全教育

一道难解又必须解的题

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中，父母作为监护人是第一责任人，但出现这类事情，又很难苛责那些着急无措的家长们。他们中，有人以送外卖为生，奔波在外，维持全家的开销。有的父母自己都不懂网络，不懂性教育，没人教过他，他又如何引导孩子。

“他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决定了他会怎样对待孩子”，郭艳萍理解家长们的无助，但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点父母也许可以尝试改变，她说，“不再居高临下，尝试和孩子平等沟通。如果孩子能把家长当朋友，当他有困惑，遇到困难时，就会愿意说”。

孩子需要教育和引导，家庭也是如此。张琦说，武汉市检察院在2021年，成立了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与武汉市的妇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了涉未案件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指引，希望能应对性侵案件中表现出来的家庭监护缺位的问题。家庭教育是个缓慢、持续的过程，检察机关不仅要发出督促监护令，还要定期回访跟踪，帮助家庭教育存在问题的父母更好地抚育孩子。

张薇承办的那个隔空猥亵案件中，当事双方都是未成年人，引诱女童发隐私部位照片的男孩也只有17岁。2021年，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老师和男孩的家长交谈过之后，孩子的爸爸感叹，“老早就应该和这样的老师交流一下”。

武汉的检察官们这几年也会进校园、社区、乡村开展预防性侵和网络安全教育活动。张薇回忆，有一次她去社区讲预防性侵害的自护教育和网络安全课时，有些爷爷奶奶面色复杂，会觉得怎么这些东西也和孩子讲。“一堂课可能只有40分钟，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被很快理解。但有一点让孩子们记住了，就是值得的”。

贺星星提到了2021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六大保护”。她说，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在内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开展多维立体的性教育，“这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机关单独能做到的”。她觉得，在预防“隔空猥亵”的问题上，重要的是，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思考，还能为他们（未成年人）做些什么，能减少或者避免这类事情持续高发的状态。

很多“小事”应该更快地提上日程。贺星星说，学校要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学生开设专门的性教育课，每个阶段的孩子的需求不一样，他们的理解能力、辨识能力也不一样。这样才会真正起到效果。

性教育家方刚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在办针对青少年的“猫头鹰性教育营”。2018年之后，他们把网络性骚扰也加入了课程当中。直到现在，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怎么也得到十五六岁才需要性教育。方刚说，实际上不是的，现在的孩子越来越早熟，受到网络的影响越来越大。“所有与性有关的议题都要更早开展”。

如何理解“更早”？在“猫头鹰性教育营”担任讲师的王弘琦解释，性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提前”。最简单的解释是，“当男孩儿出现遗精，女孩儿来了月经，应该是最晚教会他们使用安全套的时候”。他说，到了十三四岁，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要接受所有关于性教育的内容，没有任何所谓的禁区了。

在很多“隔空猥亵”案件中，小孩子不仅拍了裸照，还毫无顾忌地向对方分享了自己全部个人信息。《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提到，有20%的未成年网民对于防范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网络谣言没有任何概念。由此看来，网络安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受害人，对加害者也是如此。

张薇说，直到现在，有些人还不知道“隔空猥亵”也是犯罪。在问询那个17岁的男孩时，男孩一脸懵地说，要知道是犯罪，肯定不会做的。面对这样一个懵懂的未成年人，她也觉得很遗憾。考虑到男孩自愿认罪认罚，而且取得了被害女童家长的谅解，综合考察后，他们发现男孩子本心并不坏，本着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后来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这也是让张薇觉得欣慰的地方，“救了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也救了一个家庭”。

“隔空猥亵”在网络上滋生、蔓延，这对网络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验在于，监管到什么程度能既不剥夺正常的需要，又可以在未成年人和成人的世界间竖起必要的藩篱？过去几年进行的“清网活动”在净化网络空间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些涉黄敏感的信息会被及时封掉。这件对公众来说的好事，有时却让检察官们在办案时犯了难。

贺星星办理的那个案件，最后只查到嫌疑人有六七个QQ号，但据他本人交代，之前还有过其他QQ号，只是现在账号找不回来了。随着这些账号无法登陆，聊天记录没有了，某些证据也消失了。站在预防的角度考虑，贺星星想，“有没有一种可能，能让这些线索更早地转交到公安机关？这样公安就可以早发现早打击”。

办理“隔空猥亵”案件最主要的证据就是电子数据和双方的聊天记录。贺星星解释，“隔空猥亵”适用的罪名就是强制猥亵罪和猥亵儿童罪。他们要通过聊天记录识别被害人是不是被强迫的，如果缺乏强制性，他们就要循着聊天记录的蛛丝马迹，去查证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受害人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还在实施猥亵行为——在这个层面，无论儿童是不是自愿，嫌疑人都是够猥亵儿童罪的。而猥亵人数和次数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适用刑期。

在贺星星看来，“隔空猥亵”的发生，更需要反思的是家庭、学校、司法机关等等这些社会力量。“你不能强求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懂法，还能在遇到危机时能足够冷静，又有处理能力。”

作为成年人，我们可能都需要问自己：有没有给予未成年人力量，让他们在意识到危险的时候，敢站出来保护自己。

那些日常的，看似微小的努力是能起到作用的。武汉“骆某案”能及时被发现就与一堂网络安全课息息相关。

2017年3月，刚开学不久。在被“隔空猥亵”近两个月后，骆某的威胁升级了，要跟女孩线下开房。此时，德育课上的一位老师正在讲关于网络安全的内容。郭艳萍说，下课以后，女孩找到老师，第一次向外界寻求帮助。老师很快通知家长。家长报了警，阻止了伤害的进一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