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性教育同样重要的死亡教育 中国从未重视过！

“清明节，我们谈一下死亡教育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谈‘这个’，不太合时宜。”

这是笔者和同事的一段对话。死亡，一直是中国人不愿提及的词语，然而，它和生、老、病，是人生从起点到终点无可避免的四件事，如今四分之三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完成。

医院里一直都在上演死亡故事，从临终患者、患者家属，到医院，他们都如何面对死亡？清明节，让我们一起看下医院里的“死亡故事”。

为什么是我？

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肿瘤科主任王德林表示，从医25年，从癌症患者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为什么是我？

规劝他人接受癌症末期的事实，在任何人看来都非易事。对医生来说，相当大的挑战是如何告诉患者实情。

唐丽丽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她见过很多晚期肿瘤的患者。在北京晚报的报道中，有的患者因为恐惧死亡，久久不能入睡。医生送助眠药物时，患者会拒绝：“我怕吃了药就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

实际上，这些恐惧死亡的人，未必是真正恐惧死亡。很多临终患者告诉唐丽丽，“其实我不怕死，我只是恐惧死亡的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

到底如何离开才是最好的离开？这个平日里绝不被人轻易谈论的话题，往往只在多数人大限将至时，才会被认真思考。在白岩松看来，“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即引导人们科学地认识死亡、对待死亡，以及利用医学死亡知识服务于医疗实践和社会的教育。对临终患者进行死亡教育，让他们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安稳舒适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是肿瘤科医护的重要职责，也是安宁疗护的任务之一。

“没尽力抢救就是不孝”

当生命不可逆转时，部分临终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子女却多会选择尽力抢救。

在纪录片《人间世》的镜头中，76岁的范祖祥是一位脑梗患者，他已经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四年。一年到头，他的食物只有一种胃肠营养液。每天家人们的探视时间只有1小时，另外23小时里，他都在病床上熬着。

德国对死亡教育另辟蹊径，德国墓园多建在城镇黄金地段，他们不怕鬼，愿意与死人朝夕相处。德国人去墓园祭奠时，还常带着书，坐在长凳上，为死者诵读美丽的诗文。

在国内，“生死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过。而国外的死亡教育从幼儿园起开始普遍实施。除了课堂授课外，他们还拓展侧重感受、领悟、体验的教育方式，比如带学生参观殡仪馆、墓地，参加葬礼；和养老院、临终关怀机构合作，让学生为临终者送上祝福，在开展死亡教育的同时也注重情感教育。

学习如何和孩子谈论死亡很难，但开放、诚实地讨论死亡，远比让孩子独自理解要好。

向死而生，也是一种生命力，普及死亡教育或许让人们活得更坦然。